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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史料》一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被使用情况上。20世纪80年代《史料》一经出版，即颇受青睐。该书诚然存在漏抄、错抄的瑕疵，但当时《李朝实录》流传不广，获取很不方便，难以被一般学者看到，《史料》为大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006年以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开始了《李朝实录》的数字化服务，现在网上也能自由检索，但吴晗《史料》仍被很多学者使用。为说明这一情况，特以中国知网为据，1981至2014年相关学术论文引用为例，把二者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列表如次。  从表中可见：自1980年《史料》一书出版后，其引用率就在逐渐上升。在《李朝实录》逐步数字化的同一时期，《史料》引用比率不但未降，反而达到了峰值。其中，尚未包括以《史料》为索引，而后复勘《李朝实录》的情况。吴晗《史料》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当然，随着学术的发展与数据库建设的完善，加之《史料》一书本身的不足，其引用率降低当属正常现象。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吴晗对《李朝实录》的辑录、编排也具有提供范式的意义。在吴晗之前，尚没有辑录《实录》而成书并公开出版的情况。而在《史料》一书出版后，陆续出现不少同类书籍，如王其榘编纂的《明实录邻国朝鲜篇》(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年)和《清实录邻国朝鲜篇》(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7年)；吉林社科院历史所编辑的《明实录东北史料辑》(一至五册，辽沈书社，1990年)。后来，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正史资料的选辑，如刁书仁主编的《廿六史中朝关系史料选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姜孟山等主编《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王钟翰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收入《王钟翰清史论集》第1册)；朴兴镇主编的《中国廿六史及明清实录东亚三国关系史料全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共5册)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吴晗《史料》一书有漏抄、错抄之处，有人认为该书学术价值不大。以此，笔者以《李朝实录》和《史料》一书互校，发现后者确实存在时间上抄错或文字上不忠于原文之处，如《李朝太祖实录》四年(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三月壬寅条记载：“商山君李敏道卒……当上(指李成桂)潜邸之日，阴有推戴之意，陈说历代沿革。及上即位，得与功臣之列，官至商议中枢院事，赐号推忠协赞开国功臣，以妻乡尚州，封商山君。年六十卒，赠门下侍郎赞成事，谥直宪。子蓁。”《史料》书中则为：“当上潜邸之日，阴有推戴之意，陈说历代沿革。及上即位，得与功臣之列，官至商议中枢院事，历官至商议中枢院事，谥直宪。”(56)此外，吴晗在辑录《李朝实录》时，还对其中有些内容进行省略，以“……”标示，据笔者统计，《史料》一书共有省略号28处，除第136页的省略号为标点符号的正常使用外，其余27个都是对《实录》内容的省略处理。通观这些省略的内容，笔者认为可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省略内容为朝鲜官员的家世、经历等，如第127、130、157页；二，省略内容为朝鲜本国国情的情况，如第345、1453、1473页；三，其余无关中国方面的省略，如第113、116、166页。但是，也存在应抄而省略未抄的现象，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五月二十三日，钦差內史黄永奇等至朝鲜，奉太祖诏书，其中言：“近者，暗遣人说诱女真，带家小五百余名，潜渡鸭绿江，罪莫大焉。”(57)这条史料体现出明朝对朝鲜北拓野心的不满，对研究明、朝对女真诸部争夺的问题有重要意义。但是，吴晗《史料》一书未曾抄录。 综上所述，吴晗《史料》一书虽有诸如错抄、漏抄等不足，但瑕不掩瑜。该书曾作为明清史、中朝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为学界提供了很大便利，功不可没。张海瀛论之曰：“《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是一部系统、完整、填补明清史料空白、价值连城的鸿篇巨制，被史学界誉为编辑整理史料的典范和楷模。”(58)迄今为止，该书仍有资料索引的价值。作为一部资料书，该书内容丰富、使用方便。同时，其又是时代影响和学术发展的产物，体现了吴晗的学术思想。故此，对此书的分析与研究，既是一个对明清史、中朝关系史学习的过程，亦有助于我们认识吴晗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