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鹰图 历史上朝鲜半岛和日本都受到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大量中华文化的因素内化成两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当朝鲜和日本产生接触时，随之发生了两国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形成了“文化比赛”的场面。双方都希望展示自身文化的优越性。但是，评判谁的文化更优秀，需要有一杆标尺，这个标尺就是中华。 学术视野的拓展，带来研究方法的转变，近来国际、国内学界对“东亚史”的日益关注，对传统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东亚地区的国别史、中国与东亚某国的关系史，这些是以往国内学者投入精力较多的领域，但是，对中国以外的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史，以往关注的就不多。当然，历史研究或多或少会受到研究者自我归属意识的框限，在国内做研究的学者，不怎么关心与自己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别国之间的关系史，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跳出中国，或许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年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已相继整理出版《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和《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两套丛书，就在前不久，其最新整理的《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也得以付梓。前两种是和中国历史直接有关的域外文献，其出版价值无须赘言，而在第三种文献出版前，葛兆光教授在一篇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的论文中，解释了这批文献的价值所在，核心是回答一个很多人会问的问题——这些文献跟中国到底有什么关系？说到底，还是有许多人不能习惯于“跳出中国”。 关于通信使文献的价值和意义，葛兆光教授的论文中已十分清楚地论述过，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就我个人而言，除参与了《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策划、整理、出版的全过程外，从2012年开始，在给研究生开设的东亚汉文文献相关课程中，每次我都会将朝鲜时代通信使文献作为一个专题进行讲述，因此我想大概可以结合这两方面的经验，谈谈自己对朝鲜通信使文献的一些认识。 首先是一些基本的概念和事实。所谓通信使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通信使可以指历史上朝鲜王朝时期（1392-1910年）向日本派遣的所有外交使节团，据统计约有77次。狭义的通信使特指日本江户时期的庆长十二年（1607年）到文化八年（1811年）间的12次朝鲜使行，这12次使行因在所谓“善邻友好”的背景下展开，同时又有丰富的文化交流内容，所以被日韩学者作为典型研究并突出强调。事实上，只反映“善邻友好”主题的江户时期通信使，并不能反映整个朝鲜王朝赴日使行活动的整体面貌，将前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使行活动纳入考察范围，才能揭示出朝鲜王朝和日本间外交关系冲突和友好并存的复杂状况。因此，这次出版的《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并没有像当年日本出版《大系朝鲜通信使》丛书那样只选取江户时期的文献，而是从广义的通信使概念来进行选择，其中最早的是1420年的使行记录文献，最晚的则为1876年。 当时日本对于通信使的来访十分重视，沿路设有专门接待的驿站宾馆，精心准备饮食、住宿，朝鲜使臣到达江户后，日本方面会专门选择吉日在日本诸番大名列坐时举行外交仪式，行聘礼、献礼物，幕府将军还要设酒宴慰劳使臣。除了完成外交使命以外，在沿路经过的各地客馆，会有大批日本的文人、学者、医师争相前往与朝鲜人员会面，讨论学问、诗文应酬，进行多方面的文化交流和互动。相比于流于形式的外交礼仪，通信使活动对于朝鲜和日本之间文化交流的意义更为重要，也是研究者们最重视的方面。 讲到通信使文献的意义，尤其是说明通信使文献中有与中国有关的材料，我想可以举其中一些有趣的例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