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有一个例子，是来自于1718年出使日本的朝鲜人申维瀚的记载。申维瀚在《海游录》里记载，他听说日本长崎的街市有很多书店，而在这些书店里有大量中国书籍出售。他还具体分析说：日本国内的中国书籍，从中国直接流传过来的数量，已经是从朝鲜流传过来的十倍以上。究其原因是因为长崎开放通商，中国南京一带的海商经常带书过来贩卖。他估计当时日本所拥有的中国书籍已经是朝鲜的十倍以上，特别是中国江南一带学者的著述，在朝鲜很少见到，但在日本有很多。关于东亚书籍流通的问题，学界已经有过不少研究，而这条材料大概也可以为一些现象提供佐证，比如中日之间书籍流通的渠道，中国书籍向朝鲜和日本流通的不同特点等。而从申维瀚所说在朝鲜较少见到中国南方的书籍这一点，似乎也可以说明当时中国国内书籍流通存在地域性局限的问题，因为朝鲜人基本上只能通过朝贡的机会在北京买书。 以上三个例子都是介绍通信使文献中直接和中国有关的材料，然而，并不是只有找到直接和中国有关的材料，我们才认为通信使文献对研究中国有价值。葛兆光教授提出的“中国是不在场的在场者”的观点，是对这个问题更深层的论述。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历史上朝鲜半岛和日本都受到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大量中华文化的因素内化成两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当朝鲜和日本产生接触时，随之发生了两国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形成了“文化比赛”的场面。双方都希望展示自身文化的优越性。但是，评判谁的文化更优秀，需要有一杆标尺，这个标尺就是中华，即谁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上做得更好。所以中华或者说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缺位的裁判的角色。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反过来从朝鲜通信使文献中去看到大量传统中华文化的因素。这些中华文化的因素包括诸多方面的内容，比如礼仪问题、服饰问题、文学问题、学术问题等等。而且，这一理解并不只对通信使文献适用，在其他类型的文献上同样可以适用。关键的关键在于打开视野，转变认知。 当然，“不在场的在场者”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也会具有争议性。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到中国是“不在场的在场者”这一表述时，立刻遭到几位韩国学者的质问，他们认为这里面似乎有一种过度夸大中国影响的危险性。应该说，这些韩国学者的反应其实也在情理之中，但至于到底是我们有国家自大主义的立场，还是他们有民族主义的立场，姑且不去争论。退一步讲，“不在场的在场者”的提法，主要针对的听众还是中国的历史研究者，而其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醒大家注意，不要忽略了一些我们原本想当然地认为与己无关，但事实上却对认识自身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