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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往往依旧满足于“汗牛充栋”的中国史料，似乎理解中国只能去中国文献中寻找。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及其所在的文史研究院一直期待那些被“减去”的中国历史在周边的眼睛中重新浮现。 有很多“只缘身在此山中”、自己看不清楚的历史细节，被他者看见并且记载下来。然而，直到今天，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往往依旧满足于“汗牛充栋”的中国史料，似乎理解中国只能去中国文献中寻找，而并没有把“中国”放到“周边”去研究，忽视了借助“他者”或者“异域”的眼光来自我打量。因此，对于那些被“减去”的中国历史，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及其所在的文史研究院一直期待其在周边的眼睛中重新浮现。继《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之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又整理出版了《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这是“从周边看中国”的又一项成果。 杨联陞说“朝代间的比赛”，说的是不同时间的各个朝代往往会互相较长论短，其实文化之间也有比赛。“文化间的比赛”，就是同一时间里不同国家，也会在文化上彼此较量。“尤其是近世，无论是日本、朝鲜、越南还是中国，在国家自我意识逐渐凸显的时代，为了国家自尊和民族颜面，都试图在文化上夸示于对方。朝鲜和日本之间就常有这样的比赛。”葛兆光说，“有位日本学者曾说，朝鲜人在武的方面打不过我们，就老拿文化来蔑视我们。文化比赛也是个‘文战’，不过，比赛总得有个裁判吧，这个文化上的裁判，很长时间里面还是传统中国文化。”所以，尽管通信使记录的是朝鲜和日本之间的事情，看似和中国毫无关联，但中国其实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这也是朝鲜通信使文献之于中国学界的意义之一。当然，对于《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这套文献本身，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有不同的关注重心。 东亚世界学术文化新的转向 胡适在1938年提到中国史研究的五大资料的发现。其中的四大资料——甲骨卜辞、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和大内档案的发现和运用，是与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的。但是第五大资料——日本和朝鲜的汉文史籍，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发展中并未体现出多大的作用。南开大学的孙卫国教授认为，日本、朝鲜的汉文文献可谓是在21世纪“重新发现”的，而这是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从周边看中国”的一系列努力分不开的。 陈寅恪先生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这些汉文文献的整理和刊布，一定会对中国学界有所推动。孙卫国从这些域外文献的使用和研究来阐发这套新出的通信使文献的意义。将“燕行录”与“通信使”相关联进行研究，在中国学界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多见。 日本夫马进教授著有《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他在研究通信使的同时也研究燕行使，无疑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的一个示范。燕行使与通信使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和夫马进教授都写文章谈到过这个观点——“1764年朝鲜派通信使去日本，1765年朝鲜李朝的学者洪大容就到中国来了，洪大容的中国之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什么洪大容有如此大的热情与清朝的知识分子进行学术交往？他是受到了通信使的影响。除燕行使外，朝鲜还有一条通往日本江户的通信使路线，如果将同时代燕行使与通信使的记录叠合起来观察，可以看到中、日、朝各自学术、文化及精神的相位，这是做东亚世界学术文化新的转向，学术流向发生了改变。”所以，孙卫国认为，通信使资料的出现和燕行录资料的刊布，不只是对于朝日关系、中日关系单独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它提升了学界对于东亚国际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复杂性的认识，对中国学术的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