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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江户时代的日本史料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徐静波自称是“通信使研究的门外汉”，但是“对这套书的兴趣非常浓厚”。他说：“文史研究院是倡导‘从周边看中国’的方向，这套书对我来说，是‘从周边看日本’。”此次整理的通信使文献记录的年代，特别是江户时期，是德川家族掌握政权不久，实行锁国政策，几乎关闭了国家的门户，与中国只是在长崎一个很小的角落做有限的贸易，中国人只能在日本的一小块地方活动，看不到整个日本，再者，去的都是中国的商人，也不可能留下详细考察的记录。这次选编的材料是从室町时代开始，到丰臣秀吉，一直到整个江户时代，非常完整，所以，“对于解读江户时代的日本显得尤为珍贵”。 徐静波介绍，在明代，中国还有关于日本零散的记录，然而到了清代，特别清代后期，中国官方关于日本的记录几乎为零。“在那个锁国的时代，两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曾踏足日本，一个是朱舜水，一个是在京都郊外开建黄檗山万福寺的隐元和尚。遗憾的是，两个人都没有留下有关日本的记录。” 那个时代，除了日本人的记述外，西方存留了一部分关于日本的资料。因为，荷兰商馆定期要从长崎到江户去晋见将军，从长崎到江户是非常漫长的旅程，沿途荷兰人做了非常详细的笔记，留下了详尽的资料。但是中国方面几乎没有。因此，徐静波强调：“这套文献记录是非常珍贵的，我本人感兴趣的第一点是，当时朝鲜人是如何看日本的。感兴趣的第二点是，在整个江户时代，1607年到1811年，差不多200多年时间里，朝鲜总共向日本派遣了12次通信使团，且往往非常庞大，无论从时代跨度、派遣使团的频率，还是从团队人数的多寡，非常近似于遣唐使。不同的是，遣唐使是文明相对落后的日本派人来唐朝学习，通信使差不多是对等的官方的交流。尽管在日本本土，官方的记录是没有贬低朝鲜通信使，但日本民间是把朝鲜通信使视为来访的朝贡使，和琉球到日本本土去的使团是同样的级别。我就在想，整个江户200多年时间内，日本几乎隔绝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官方往来，为何唯独青睐朝鲜呢？”他的解释是，日本之所以要实行锁国政策，主要是忌惮来自西洋特别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如果说当时中国还会受到利玛窦这样的西方传教士的影响，那么对于朝鲜则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也就是说，日本大约对朝鲜比较放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