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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学术风气的资料整理成果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谈到，从文史研究院过去整理的朝鲜燕行录、越南燕行录，到最近的朝鲜通信使文献，这些汉文文献都为相关研究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他说：“学术界对于重要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东亚研究为例，东亚汉文文献过去未有过系统的梳理，因此很多重要问题的研究或尚未开始，或浅尝辄止。”王振忠本人曾整理过日本唐通事资料。他发现日本人对于长崎唐通事的研究已经有很好的著作出版，台湾也有若干比较好的论文，唯独大陆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未开始。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唐通事的资料都在日本，国内没有人愿意花工夫去整理研究，所以现有很多文章只是参考日本学界的成果。事实上，“这种文章根本谈不上是论文”。 朝鲜通信使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王振忠认为，国内学界到现在为止，在这方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无论在重视程度还是研究深度上，和日本、韩国比还有很大差距，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料建设的严重不足。保存在东亚世界日本、韩国、越南、琉球等地的汉文文献，很多时候学者主要从中外关系史、中外交流史的角度利用这些资料。这些域外文献其实也是中国史研究、明清史研究的资料宝库。比如，他提到嘉庆八年（1803）发生在赴日琉球使节杨文凤与江户萨摩藩石冢崔高之间的《琉馆笔谈》，其内容与朝鲜燕行使的资料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了解19世纪初台湾和福建的区域社会，提供了某种独特的视角，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和史料价值，因此是值得花大力气整理挖掘和研究的资料。 “我自己对于朝鲜通信使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2003年在哈佛燕京学社访问时，在图书馆读到过一种1764年朝鲜通信使和一位日本人之间的笔谈的资料，非常有趣。双方都有不错的汉文修养，除了谈到朝日双方的问题，还谈到了有关中国的问题。这些资料对研究东亚各国的物质文化交流和社会生活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王振忠强调，中国学者在利用汉文文献上其实是有优势的，如何将这一优势化作推动学术发展的动力，资料建设是第一步。“虽然这次出版的《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也无法将40余种通信使文献全部收录，只能挑选百万字左右，选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供中国学界参考。但应该说这是一种引领学术风气的重要成果，对我本人的研究而言，甚至比之前朝鲜燕行录、越南燕行文献的整理，更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葛兆光也简单谈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史料整理和学术研究的一些现状。他指出，中国人做世界史研究有很大问题，很多时候是沦为编译，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做第一手资料，反观日本，学者始终以“东亚”或“东洋”为研究领域。“其实中国人的条件并不弱，东亚各国交流中，汉文文献最多，无论日本还是韩国学者，阅读起来都不如国人方便。为什么我们不研究呢？”葛兆光坦言，“做日本史、朝鲜史研究，如果放在与东亚各国较长论短的平台上，中国学界还是有些悲哀的。日、韩学者在资料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本文根据《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新书发布会上各位学者的发言讨论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