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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范文澜与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建构 近代史的观念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建构出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到西方近代化的强烈冲击，古老的王朝体系逐渐被打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初步建立和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渐渐形成，中国逐渐有了近代史概念。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对中国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为满足现实的需要。究竟如何对待“西方”？如何对待“西方文明”？如何积极地反抗帝国主义或经济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侵略？如何看待“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所有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因此，中国近代史研究颇受史学家重视。20世纪20～40年代，以“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世史”等命名的近代史著作，有30多种。这门学科自形成之初就存在两种解释体系，一是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近代化历史的“近代化(或现代化)范式”；二是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过程的“革命史范式”。应当指出，无论是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其出发点都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和富强，区别在于如何看待西方。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素有注重当下、推崇致用、以今为重、厚今薄古的传统。而从根本上塑造这一传统的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历史理论。(35)延安时期，毛泽东通过整风运动从学术导向上将历史学纳入为革命服务的轨道，要求历史学家重视对中国史特别是“近百年中国史”的研究。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则贯彻毛泽东的历史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怎样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模板和范例，它的出版“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阶段，影响了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36)缔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近代史的研究和学习，特别强调对干部进行近现代史教育。1942年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规定：高、中级干部之具有学习理论资格者，于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依次逐步学习之。其学习方法，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我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37)毛泽东极为重视近现代史的研究。1940年9月，他在致范文澜的信中，就建议范从中国近代人物着手，研究中国近代史，认为这对反击国民党的舆论进攻有作用。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近代史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做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研究和分析，然后才能做综合研究。”(38)为响应这一要求，范文澜主持的中国历史研究室加强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专门成立了近代史组，在中国历史研究室制订的“三年计划”中对近代史研究具体规划。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41年12月，范文澜在完成《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册即古代部分后，便着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他按照毛泽东所说，将提纲整理出来，连续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形成《中国近代史》一书的重要内容。1943-1945年他撰成《中国近代史》上编，该书从鸦片战争一直写到义和团运动，手稿经叶蠖生整理后于1946年在延安出版。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以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说以及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论断为主要视角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力图证明近代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史，一场“革命”史。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内容。 1.“两个过程”说与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39)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西方列强对华的侵略活动，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40)还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从战争史的角度来概括近代历史内容，列举中国人民几次反侵略战争与“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与辛亥革命，认为“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41) 关于近代历史发展阶段，毛泽东经常列举一些重大事件加以说明。他在《五四运动》一文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42)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又增加了中法战争、五卅运动和抗日战争三个阶段。 2.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性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把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说，九一八事变之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43) 3.近代中国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毛泽东强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是“革命先锋”(44)、“革命的骨干”或“主力军”，是“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他多次强调：“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45)“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46)“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47) 范著《中国近代史》基本贯彻了毛泽东的上述论断，着重叙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统治阶级的卖国和人民的反抗，全书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线索，辅以民族斗争和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紧紧围绕帝国主义、清朝统治阶级和中国人民这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描述它们各自的动态及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丰富的史料，生动而又严谨的笔触”解释了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说。(48)范著《中国近代史》与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可以说观点针锋相对，与此前的带有通史性质的马克思主义近代史著作相比特色更加鲜明，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西方的入侵给中国带来的只是深重的灾难。 在范著《中国近代史》中，西方的全部含义几乎就是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则意味着侵略、野蛮、征服与屠杀，因此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该书以相当篇幅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如何残暴，如何诡诈”，(49)重点揭露和控诉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和两次割地狂潮，以及伊犁交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等一系列侵略史事件，同时大量揭露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堕落和丧权辱国。 第二，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革命优于改良，抵抗好于妥协。 对于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等人的“新政”，作者予以抨击，认为洋务运动同顽固派一样，“同为构成满清统治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天津条约的新产物，是外国统治者改造封建旧军阀，使它适合镇压革命之用的新军阀”。他们的“自强”只是求本集团的自强，其结果“一个是加深殖民地化；一个是加深人民的灾难；一个是加深满清统治阶级的裂痕”。(50) 对于统治集团中的“主战派”人物，范文澜则给予了充分肯定。他称赞裕谦是“满洲贵族中坚决主战的唯一人物”，(51)认为林则徐坚持反英斗争，“值得被中国人民纪念和尊敬”，还表彰了陈化成、关天培及定海三总兵“保持民族自觉、抵御外侮的历史旧传统”的不屈精神。(52) 第三，突出展示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在“反帝国主义”的语境下，既然帝国主义意味着罪恶，那么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群众的抵抗斗争自然会得到充分肯定。范著对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称赞太平天国革命“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使中国自陈胜吴广以下数千百次旧式农民起义“面目为之大变”，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它的光荣成就永远不会被磨灭，它的伟大精神将永远被继承和发扬。(53)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更加突出，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以落后的宗教迷信为形式，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它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它阻止了帝国主义的瓜分运动，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54)在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启蒙语境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义和团运动视为迷信、愚昧的反现代化反科学的运动，是一种“落后”的象征。李大钊在他著名的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55)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甚至将义和团称为“拳匪”，他断言“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邪说的结晶”，与现代科学背道而驰。在文章最后，陈独秀指出“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象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56)而这样的判断到了范著《中国近代史》中则几乎不见，义和团运动从“反帝爱国”角度获得了非常全面的认同。这些评论反映了范老对历史的基本预设，即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 撰成《中国近代史》以后，近代史一直是范文澜研究工作的重点，主要表现如下。(1)不断修订《中国近代史》。(2)创建近代史所，聚集、培养近代史研究人才。(3)在20世纪40～60年代，发表多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论文，包括《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等。(4)重视史料整理编辑工作。1949年7月，由范文澜领导的中国新史学会筹备会成立，确立以推动近代史研究为工作重点，立即开始组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1950年成立了总编辑委员会，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11人组成，并确立了各个专题及负责人。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在此后的10年中，它的主要工作就是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950年出版《义和团》(翦伯赞主编)，1952年出版《太平天国》(向达主编)和《回民起义》(白寿彝主编)，1953年出版《戊戌变法》(翦伯赞主编)，1954年出版《鸦片战争》(齐思和主编)，1955年出版《中法战争》(邵循正主编)，1956年出版《中日战争》(邵循正主编)，1957年出版《辛亥革命》(柴德赓主编)和《捻军》(范文澜主编)，1959年出版《洋务运动》(聂崇岐主编)，1978年出版《第二次鸦片战争》(齐思和主编)，共计11种，2700多万字。它几乎囊括了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收录文献资料1800余种，其中包括罕见的珍本、抄本、孤本和外国档案及私人译著。除正文外，丛刊还附有“书目解题”“大事年表”“人物传记”等，极便查检利用，是此后海内外所有近代史研究的基础。 范著《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大年指出：“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册)……确实都是开创性的著作。前一部书试图用科学的观点对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作了一番概述，它的印数累计达数百万册，成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必备的历史读物。后一部书用新的历史观点为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了一个头，它的某些看法长期影响到学术界。它的问世，过去了40多年、50年，至今提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和近代史著作，人们仍然要首先举出这两书。这种情形，近乎绝无仅有。”(57)戴逸认为，《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这两部书全面地、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的全部历史，教育、影响了后代的历史学家，也教育、影响了当时千千万万的革命者。范老的著作很多，这两部著作可以说奠定了他在历史学界崇高的、不朽的地位”。(58)陈其泰说：“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为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关头，认识这些历史是与当时进行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直接相联系的。因此许多爱国青年读了范著《中国近代史》而奔向解放区，发挥了历史著作的巨大战斗作用。”(59)通过这些评论不难看出，范著《中国近代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起到了巨大的社会动员和整合作用，为现实进行的政治革命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这一点比起古代史研究表现得更为直接，充分显示了史学对现实政治话语的服务。 范著《中国近代史》及其所缔造的“革命史范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学术上亦造成诸多流弊。首先是研究对象范围狭窄。由于研究的重心是“革命”，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作为编纂主线，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近代史只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过于偏重政治史，经济史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比较薄弱，文化史与社会史则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其次是思想方法的绝对化。新中国建立初期，史学工作者虽然普遍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但是在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上存在偏差，加之社会上“左”的思潮滋长蔓延，政治运动起伏，造成历史学领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出现了简单化、片面性的偏向，历史研究成了意识形态的简单注脚，学术与政治共用一套语言体系。近代史研究中使用的一些概念，诸如“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维新”与“顽固”等，都是带有强烈价值判断的特定的政治话语或意识形态话语，而且评价体系过于简单，不是从历史事件本身的客观条件出发，而是从现实的政治感情出发，用“进步”和“落后”等简单的概念评价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则立足于批判。这种简单化、片面性的倾向损害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和科学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