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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书写基于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建构了一个从古代向现代发展的民族主体，塑造了线性的历史。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构建的革命史学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进行历史叙事，从建立民族国家的角度看，本质上是民族主义史学。近现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在民族独立和现代化之间，民族独立是第一位的，现代化必须以民族独立为前提，这是革命史学存在的逻辑与价值。同时，革命史学体现了战时的特色和战时的要求，与政治过分纠缠在一起，但是它绝不只是纯粹的“政治史学”，仍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共同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从研究对象的取舍看，它注重经济因素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这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学术的贡献。虽然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分析经济主要是为了说明阶级斗争，但是这种工作方法开启了历史研究的新方向，顺应了世界史学的潮流，对于今天历史研究的跨学科阐释仍具有借鉴意义。第二，从宏观上把握人类历史的演进，试图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开辟出大规模阐释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第三，在学术观念上，它强调史学与现实、政治和时代的联系，注重史学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体现了积极入世的致用精神，虽然也曾产生严重的弊端，但其基本的出发点是正确的。第四，在价值立场上，它同情历史上的下层百姓，对农民造反、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倍加推崇，一改传统的精英史模式，使几千年来下层农民的生活在史书中得以体现。第五，它关注历史上的大规模的社会变动。(60) 应当指出，范文澜等历史学家建构的革命史学形态实质上是一种战时史学，非学术建设和知识生产的常态，它服从于当时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政治需要，它与政治的关系状况应当说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不是它们之间关系的正常状态。它对史学的要求是战时的要求，在战争条件下，这种要求有巨大的历史合理性，但在和平时期这种要求应该得到调整、补充和转换。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继承和发展范文澜留下的学术遗产，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一是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强宏观史研究。微观史学的兴盛和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使历史研究结构逐步细微化，研究范围狭窄化，历史著述重考证、轻模式，导致了历史中心的消解，史学呈现“碎片化”现象，为克服“碎片化”弊端，有必要重构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模式。二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历史叙事仍应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体。虽然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线性历史的叙事模式导致部分历史真相被遮蔽，民族国家也遭遇全球化的消解与挑战，但是至少在目前看来，民族国家在短期内不会终结，而且在历史的书写中，“至今还没有什么能完全替代民族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61)三是学习范文澜的治学态度，加强对中国民族特性的研究，从西方话语中拯救中国的历史，“极力尝试从中国历史的观点出发——密切注意中国历史的轨迹和中国人对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不是从西方历史的期望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中国历史”。(6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