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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前，“理工男”王旭东懵懵懂懂地来到莫高窟时，对敦煌一窍不通，那些惊世壁画在他眼里只是石头和泥巴； 26年后，王旭东成为敦煌研究院第四代“掌门人”，对文物保护、研究和传承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你了解，或者不了解，莫高窟永远在那里，不远不近。”从不了解到逐渐了解，日复一日的文化累积，让王旭东心生热爱。从敦煌莫高窟这座灿烂的文化宝库中，他感受到渗入中华民族骨血的文化力量，并收获了千年敦煌的文化启示。 我不再只把它们当成石头、泥巴，它们是有生命的 1991年农历正月十七那一天，王旭东顶着鹅毛大雪，坐长途汽车从张掖来到敦煌时，并不知道他的人生将就此转一个弯。 当时的王旭东，是张掖地区水电处的一名技术员。在他心中，百分之百地确定自己的未来会是一名水利工程师，因为这是他从小唯一的梦想，也是他为之努力的目标。 来到敦煌的这一天晚上，王旭东独自一人绕着寂静荒凉的莫高窟走了一圈。空无一人的三危山前，那些千年石窟安静极了。突然间，他对这里心生好感。 第二天，他一口答应留在这里。 从此，世上少了一位水利工程师，而敦煌莫高窟则多了一位守护者。 解放周末：您的三位前任，不是艺术家就是考古学者，而您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理工男。当时是什么机缘让您来到了敦煌研究院？ 王旭东：我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水利工程师。因为我出生在甘肃农村，那个地方非常缺水，我小时候经常看见那些水利工程师或技术员扛着三脚架、经纬仪在修水渠，我特别想长大以后和他们一样。所以，到了考大学的时候，我填写的所有志愿，从一本、二本到专科，全部都与水利有关。最后我如愿被兰州大学水文地理与地质工程专业录取。毕业时，我也毫不犹豫回到家乡去搞水利。 1991年，敦煌研究院正好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美国专家向他们建议，搞石窟保护，应该去找地质工程专业的人加入进来，于是他们就来到兰州大学招人，我的老师向他们推荐了我。那时我已经在张掖地区水电处工作。他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敦煌在哪里。唯一有印象的，是我父亲在1981年曾去敦煌旅游，他在莫高窟九层楼前留了影。 因为是老师推荐，所以我勉强决定去敦煌看看。到了这里的那个晚上，我觉得好安静，还没进洞窟，就喜欢上了这里。第二天，去见了领导，没谈上几句话，我就决定留下来。一是因为喜欢莫高窟静谧的环境，二是被敦煌文物科技保护的领路人、时任保护研究所所长李最雄博士的学者风度所吸引。 我到敦煌后开展的第一个课题是崖体稳定性研究。这和我的专业非常吻合，所以我很有干劲。为了这个课题，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几乎跑遍了莫高窟有壁画彩塑的492个洞窟。但说实话，那时我对敦煌壁画没什么感觉，在我这个工科生眼中，那些泥塑和壁画只是土，只是矿物，我只关注到壁画起甲、开裂等问题。 解放周末：从什么时候开始，洞窟里的壁画引起了您的注意？ 王旭东：虽说决定留下来，有点“一时冲动”；但很快我发现，我的专业知识完全可以用在石窟壁画的保护上。比如，第98窟和第85窟，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都修复过，但到了90年代，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大家都说这些洞窟是得了“癌症”。后来，我们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专家一起来攻克这个难题。从环境监测到壁画制作材料、工艺以及岩体内和壁画地仗层（注：壁画和岩壁之间的草泥或麻泥层）中盐分的分析，一整套调查之后，终于找到了病因。原来，壁画颜料层的盐分含量太高，当相对湿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盐分就会溶解；当湿度低的时候，盐分又会结晶。这样反复溶解和结晶，就导致壁画的表面产生病害。如果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等环境条件一变，就又会出现问题。所以，要给壁画治病，首先要了解岩体的结构和其中的水盐运移规律。我觉得自己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为什么我后来会渐渐喜欢上敦煌文化？那真的是耳濡目染，因为我就住在莫高窟，经常在洞窟里转，周围的同事也都是研究敦煌文化的专家，慢慢地，你就会从心底里产生要了解它的欲望。于是，我阅读相关书籍，向同事们请教，进洞窟的时候，我开始把目光聚焦在了壁画上。我了解到不同时代的彩塑、壁画，其风格以及技法都不一样。而且，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它们表现的思想也不同。我越来越觉得其中的学问太大了，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对敦煌文物才有了发自内心的敬畏。 解放周末：这种真正的敬畏怎样改变了您？ 王旭东：之前是别人对我说，莫高窟的艺术多么伟大，但那时我真正知道了它的珍贵价值。从那以后，对莫高窟所有的保护工作和管理工作，我都特别用心。我不再只是把它们当成石头、泥巴了，在我的眼里，它们是有生命的。 其实，在每个中国人的潜意识里，都有这种热爱传统文化的细胞和基因，就看你能不能把它激活。你可以不会画画，但通过了解这些画，通过学习历史知识，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触动你，会让你由衷地爱上这些古老的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