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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壁画就是他们的生命，甚至超过他们的生命 一道残阳，斜斜地照在莫高窟对面一座高高的沙丘上。 这是记者见过的最简朴的墓园。十几座或大或小的墓碑，毫无规律地散落在寸草不生的沙地里，但它们都朝着一个方向：莫高窟巍峨高耸的九层楼。 他们生前，都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去世后，依然用这种方式守望着莫高窟。 清明前夕，墓地里又来了一对新“邻居”——敦煌学者史苇湘和欧阳琳伉俪。他们生前留有遗嘱，百年之后，要一起回到敦煌，安葬在三危山下、宕泉河畔。 春寒料峭中，王旭东带领着400多名敦煌研究院的员工们，一起为两位老先生献花、默哀。 世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工作单位，会像敦煌研究院那样，有自己的墓园。但是，这些长眠于此的前辈，却在明明白白地告诉年轻的同事们：一生一世，都要固守在这荒漠里，作出终身的奉献。 解放周末：史苇湘和欧阳琳两位老师，又是如何与敦煌结缘的？ 王旭东：史苇湘和欧阳琳都是四川省立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1943年9月，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在成都举办敦煌石窟壁画临本展。当时张大千从四川艺专借调了部分学生充当画展的讲解员，史苇湘和欧阳琳就在其中。 史苇湘先生后来说，他初到莫高窟时，心灵受到的震撼与冲击是无与伦比的。当年张大千先生曾对他说，“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所以，他们这对恋人从艺专毕业后，毫不犹豫，选择奔赴敦煌。1947年，欧阳先生先期抵达敦煌，当时从成都到敦煌，足足跋涉了一个多月。因为参加远征军，史苇湘先生一年后追着恋人来到敦煌。 虽然这里极度缺水，没有新鲜蔬菜，几乎与世隔绝，但他们两个留了下来，心甘情愿默默地从事着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2000年，史苇湘先生在兰州逝世，享年76岁。2016年，92岁的欧阳琳老师也去世了。如今，按照他们的遗愿，两个人终于又一起回到了敦煌莫高窟。 解放周末：很多人的脑海里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有那么多前辈甘于坚守大漠深处的莫高窟，并为它奉献一生？ 王旭东：上世纪40年代，第一批来到莫高窟的人，大多数是艺术家。为什么？因为只有他们能看懂莫高窟的壁画，知道莫高窟的价值所在。我们眼中的石头和泥土，在他们眼里，是1000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绵延。中国唐朝以前的绘画作品，留存在世的，唯有敦煌保存得最完整。这种文化遗产只有在敦煌才能看得见，我想他们在临摹这些壁画的时候，一定是抱着一颗非常虔诚的心。 所以当时在最艰苦的环境里，留下来坚守敦煌莫高窟的，100%全部都是画家。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其他考古的、搞文物保护的各方面人才，才陆续来到敦煌。 解放周末：正是因为了解敦煌壁画举世无双的艺术价值，所以才会不惜一切地去保护它。 王旭东：是的，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从法国留学回国，1943年来到莫高窟。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先生，国立艺专中国画专业毕业，1946年来到莫高窟。为了保护莫高窟，他们当年的有些行为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非常幼稚可笑，但是他们的精神力量，绝对值得我们仰望。 比如，莫高窟受风沙侵袭非常严重，一到冬天风沙就会刮到洞窟里去。怎么办？那些艺术家想了一个办法——在敦煌洞窟顶上，沿着洞窟在戈壁滩上挖一条沟。这样，沙子吹过来就掉到沟里，而不会进到洞窟里来，但是往往一场大风就把沟填满了。为了清除这些沙子，艺术家们又建了一道沙墙，把沙子挡住，没想到几场大风又把沙子从上面吹了下来。后来，他们还想过在窟顶的沙子下面挖一个洞，用布袋把那些沙子集中起来，再慢慢漏下…… 虽然这些办法最终都没有解决问题，但他们的这种精神，让人感动之至。只有那些深深了解敦煌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人，才会这样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做。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壁画就是他们的生命，甚至超过他们的生命。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 第三任院长樊锦诗，作为一名考古学者，自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来到莫高窟，就再没有离开。那个时候，她和丈夫两地分居，每年只能见两次，她去一次，先生来一次，20年大都如此。 他们如果不了解莫高窟的价值所在，绝不可能心甘情愿为它如此付出。所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敦煌的价值，大家才能由衷地对老祖宗留下的遗产生出崇敬之心，才能发自内心地去保护它，并让它发扬光大。如果说我26年前来到敦煌时，对敦煌文化一无所知，那么现在，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关注敦煌艺术，让我们后世的子子孙孙也都有机会见识这颗人类文化的瑰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