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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学家”：演说辞的运用与戏剧性的情节 众所周知，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双方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演说辞，据统计，全书共出现了141篇演说辞。其中以政治演说为主，如在雅典公民大会上的演说辞就有30篇，而伯罗奔尼撒同盟会议上的演说辞也有17篇。当然除了政治演说辞以外，修昔底德还收集了一些战前动员的演说辞，如两军对峙时双方统帅对自己士兵的演说以及葬礼演说，如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就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演说辞是否具有史料价值，长期以来存在着极不相同的看法，完全相信者有之，基本怀疑者有之，而学者们的争论皆来自修昔底德自己的一段话，他说：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辞，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中发表的。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辞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Ⅰ.22） 这就是说，有些演说辞可能是他亲耳听到的，有些可能是他听别人说的，有些则是他根本不可能听到的。但不管哪种情况，作者都力图使那些演说辞与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全书的情节发展保持一致，使之浑然一体。且由于书中的演说辞除说理精辟外，还十分讲究辞藻，反复铺陈，可以想见他是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写作那些不同人物在各种场合所使用的演说辞的。这就引发了众学者关于书中的演说辞到底是修昔底德的“发明”、是一种文学性的创作，还是历史真实的大讨论。 抛开学者之间的争论，回到古代希腊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知道，在城邦时代，公开的演说是希腊特别是雅典城邦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演说的过程中，通过公民间的互动，构成了城邦的集体记忆。演说辞可被视为一个共同体共同的经验、共同的记忆。尽管在细节上会有差异，但演说辞更强调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集体记忆。由于当时的许多听众曾经亲身经历，对演说辞的内容仍然十分熟悉，甚至他们知道的细节可能比修昔底德知道的还要多，据此判断，修昔底德不太可能完全靠编造来充实他的写作，只有当他所记载的演说辞的内容符合人们的集体记忆时，才能保证他自己反复强调的真实性。而且，如果演说辞是为了迎合某些人杜撰出来 的，就必然会面临来自其他方面的严重批评，集体记忆会通过种种不同的批评来矫正这种偏差。所以，基本可以肯定，修昔底德书中的演说辞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的。 此外，我们发现，演说辞在修昔底德的叙述中还充当了“暂停点”的角色。确切地说，演说辞通常出现在重大事件之前，如同一个前奏预示着重要时刻的来临。作者如此使用演说辞，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当时的形势和局面。这种写作方式或与现代史学的标准相悖，但却是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相吻合的。应该说，演说是希腊城邦公共生活的产物。且可以说，采用演说辞是古代史学的普遍特征。在书中使用演说辞并非修昔底德的独创，希罗多德以及其他古典作家都曾使用这一方式。不过，像修昔底德这样在著作中如此大量运用演说辞的情况也确实仅他一例。 修昔底德不仅在著作中使用了大量的演说辞，人物之间的对话也极富戏剧性，他像悲剧诗人使用“合唱”一样，操纵素材，以此来标示事件发展与行动中转折点的来到，说明主角的动机与企图，概括并暗示事件发展的背景与可能有的结局，虽不作任何褒贬，却能不露痕迹地透露出讽刺与哀伤的情感。此外，他对叙事内容的选择以及描述也带有很大的戏剧性，比如对雅典瘟疫的描写、对西西里远征的叙述等等。 但是，本文认为，正像他接受智者的修辞学手法一样，他只是在写作方法上借鉴了悲剧诗人的一些笔法，而不是真的自认为是在创作悲剧。实际上，他对战争的理解并不是希腊悲剧式的，这就好像他在书中对演说辞的运用并非是智者们可以向人传授的实用技巧一样。他明确宣称：“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Ⅰ.22）可见，修昔底德对自己的历史写作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 总之，无论给人以怎样的印象，对悲剧的模仿、对演说辞的运用，对于修昔底德来说都只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而非他写作目的之所在。无论从方法上还是思想上，修昔底德自始至终都是一位自觉的历史学家。他有自己明确的治史原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