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昔底德历史书写的史学功用 如果说我们能够将史学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存而不议，而在大的方向上承认，从古至今，“求真”与“致用”都是史学始终不变的诉求和目标的话，那么，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的实践应该也是符合这一标准的。 首先，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录，就说明修昔底德对其正在写作的这段历史具有一种实用性的重视，当他明确指出“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时，即表明他历史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经世致用”。 的确，垂训后世正是他著史的目的。修昔底德在书中强调了历史的实用性，他的叙事目的中不仅包括让读者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且还确知将来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因为他相信人类的根本处境是相似的。诚如他自己所说：“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Ⅰ.22） 通过对修昔底德写作过程和叙事目的的研究和分析，我们有理由推测，他要从收集和记述当代的具体事件中来体现人类普遍的本性和基本处境。他认为人性是不变的，而人类历史的发展则是符合某种人性规律的，将来很有可能仍会发生与过去相类似的事情。因此，他为了后世之人所从事的历史叙述就是有用的，它能使人鉴过往而知未来。换言之，修昔底德之所以撰写历史著作，是因为他相信人们可以从了解那场毁灭性的战争中获益。从撰写历史的动机来看，修昔底德对其叙述的实用性之关注是超乎一切的。 其次，修昔底德历史叙述的另一大重要特点在于他所表现出来的求真精神。他删除了那些人云亦云的材料，对那些并无更深一层见解的论述以及在解释事件中只凭想当然的东西也不予理睬。他非常重视对证据的批判，坚决摈弃那种拼凑故事以迎合读者的做法，力求使自己的叙述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辨别材料的，但他毋庸置疑的态度让人们相信他所采用的材料是经过筛选、论证的。据信，在被流放期间，修昔底德一面到希腊各地广泛收集材料，一边从事著述。他不辞辛苦奔赴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对战争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泽、港口、关隘等都做了具体而准确的记载，同时从事件的目击者那里也取得许多可靠的资料。比如1877年出土的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公元前419年雅典与阿尔哥斯等城邦缔结条约的铭文。考古学家把它与修昔底德的记载相对照，二者竟相差无几。 修昔底德通常也不提及超自然力，对于战争，他意识到这不仅是交战双方军事力量的对决，同时也是双方政治、经济和思想观念、文化价值的对抗。因而他还从政体形式对战争格势的影响、瘟疫对战争期间人心的动摇以及经济因素对战争输赢的影响等相关方面深入地加以论述。 比如，修昔底德对经济因素与军事成败的关系所作的出色分析，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或许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意识到历史进程必然受到社会经济生活制约的历史学家，他认为，特洛伊战争之所以拖了10年之久，不是由于希腊军队的人数不足，而是在于资金缺乏和给养不足（Ⅰ.11）。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多次强调，要维持一场长期的战争，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国库不充实就不可能支持长期的战争，因为战争的胜负除了靠审时度势的明智判断以外，还得要有充裕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Ⅰ.141-143，Ⅱ13等）。这种见解虽散见于各章，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但关于经济对战争的重要作用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所以，汤普森称他是“一位能够体会经济事务对历史的价值和作用的卓越的历史家”。 因此，虽然修昔底德并未使用historia一词来指代他的历史书写，但他用“发现”来表述他对希腊早期历史的研究，用“搜集并记载下来”这样的词语来归纳他对当代希腊的研究。这一方面表明，在他的时代还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历史写作”，他也不是为了成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而进行写作的；另一方面，虽然修昔底德的写作并不完全与历史学这一学科的现代要求相符，但他历史书写的实践和目标已带有后世学科化的史学特点，并符合其根本诉求。 如何评判古代史家 一方面，修昔底德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所谓客观主义者，他的写作也不是为史学而史学。他心中盘旋不去的问题，是如何从失败中获得教训，如何纠正内外政策的错误，保持雅典强盛不坠。对于战争中雅典内部的党争，他也并非超然独处。他有自己的是非和褒贬，散见于若干章节之中，虽然叙事力求客观，但用心仍不可掩。特别是那些由他重新撰写的演讲辞，在不少地方都是假他人之口，若隐若现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而他的实用主义则是通过这些叙述表达出来的。此外，许多时候在面对许多事物时，他仍然认为这些是人所无法把握的。于是，他便采取了沉默的态度，然后把问题提交给读者去思考。可见，修昔底德所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并不完全是现代以人为根本出发点的理性。 另一方面，修昔底德所叙述的是一场亲身经历的伟大战争，并对此进行有意识的记录和整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修昔底德的记载不可能没有偏见和不带感情色彩，他有他自己的选择和铺陈资料的方式，但这不等于他是在有意虚构事实。他要从收集和记述当代的具体事件中来体现人类普遍的本性和基本处境，这一任务本身蕴涵了极大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但他毕竟尝试和开创了一种观察和写作人类行为和言说的方式，力图避免虚构和夸张，取证于人类自身的具体事实。修昔底德能够以一本未完成的书而在西方历史上享有永久的地位，也是基于这种视野和方法。 总之，本文认为，修昔底德既非近代西方史家所标榜的所谓纯粹“科学的”历史学家，也非当代学者所重新理解的“修辞学家”——他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与今天的不同、他的叙事方式及著述目的与今天的史学家不同、因果概念也与我们今天的概念不同；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时代还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历史写作，他也没有发明出现代史学中对史料进行考证的方法。因此，虽然他并非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但这并不能否认修昔底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地位。换言之，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某种近现代的“历史观念”出发去评判古代史家，否则必将难以真正解读古人及其作品，而我们的认识也必将是偏颇的，会犯一种“现代主义者的谬误”。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