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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傅斯年的哲学思想长期被学界忽略，导致片面理解其史学思想。他其实是一位具备深厚理论素养的理论家，不仅在历史理论研究方面身体力行，而且其哲学思想颇富现代特征。要真正理解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意旨，消解所谓傅斯年思想的自身矛盾，必须将其置于现代科学/哲学思想的序列中，理解为一个具备连续性和统一性的理论体系。傅斯年反对的仅仅是近代理性主义意义上的历史理论，但实际上结合现代科学的整体知识观念，奉行演绎主义的历史理论。他的立场不是西方近代基于归纳法的实证主义，而是基于历史语境主义和演绎主义的新实证主义。在此意义上，他的思想是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不仅不能简单地把他理解为那种狭隘的客观主义者，而且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主体性甚至更加不容忽视。 关 键 词：傅斯年/历史理论/语境主义/近代理性主义/史料派 作者简介：卓立，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项目成果：本文是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现代实证史学知识论基础重建研究”(项目编号：2014py31)的阶段性成果。 近二十多年来，学界对傅斯年的研究由浅入深，但总体上有一个共识，即将傅斯年定位为“史料派”的“盟主”，①将其史学思想理解为“反对预先在脑子里有个理论或方法”②的反历史理论的唯史料论，是极端的客观主义与“史学研究碎片化”的鼻祖，相关的实证史学思潮也就被称为“回到傅斯年”。③结合他曾经反对哲学研究的言论，他甚至还被理解成“以实证态度治史，对哲学思辨也没有兴趣”。④ 这种片面化的理解与傅斯年生前较少公开出版著述有关，但随着近年来傅斯年档案与信函的整理出版，我们已经可以更为全面地把握傅斯年的思想。而在全面考察傅斯年的著述及信函等资料后我们会发现，被定位为“史料派”的傅斯年，“终其一生，他对哲学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并取得了卓越成就”。⑤正是由于我们忽视了傅斯年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不了解傅斯年思想的现代哲学背景，才导致片面化理解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进而也忽略了傅斯年的历史理论思想。 一、傅斯年哲学思想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关于傅斯年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于其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对傅斯年关于哲学的看法的研究很少”，⑥甚至傅斯年亲侄傅乐成，曾经试图写作一部五六十万字的《傅斯年传》，其写作规划中也没有包含傅斯年的哲学思想。⑦笔者目前所见，研究傅斯年哲学思想的专论，仅有王凤青先生的《傅斯年哲学思想简论》和吴展良先生的《傅斯年思想中的反形式理则倾向》。⑧另外有几篇论文中谈及傅斯年部分哲学观，⑨或有论文论著小节涉及少量探讨。⑩ 傅斯年哲学思想的被忽视，根本上与其史学思想被片面曲解有关。由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旨趣》)的“唯史料论”给我们留下过于深刻的印象，傅斯年被脸谱化为一个狭隘的史学家，导致哲学界的研究基本屏蔽了傅斯年。《旨趣》表达的史料思想初看不仅极端和独断，而且似乎不需要任何哲学知识便能准确理解。尤其是积极支持《旨趣》立场的“史料派”，也基本持一种反对理论研究和反哲学的立场。然而，全面研读过傅斯年著述的研究者大多会发现，“傅斯年的历史学说决非如若干人所误传的狭窄”，(11)“并非就认为历史学止步于史料”，(12)与其说他是“史料派”不如说是“科学方法派”；(13)傅斯年也不反对历史理论研究，相反，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研究实践中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反思，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一名历史理论家，甚至是“不自觉地接受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14)并且，一旦我们仔细考察傅斯年的历史理论与哲学思想，还将发现他也不是所谓的“客观主义”者，主体性始终在他的理论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或许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志田先生才将他的“史料”理解为包含了“史识”，(15)王连升先生才认为傅斯年说的“出货”出的就是“观点、论点、结论、真实、规律等等”。(16) 傅斯年无疑是有自己的历史理论思想的。早年在北京大学时，他虽然不关注史学，但其社会进步论与实用主义思想，使其持有一种基于情感—意志的心理主义立场，并认为人类社会“永远是阶级的社会”，(17)试图探究历史中的因果，表现出较强的历史理论倾向，并由此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和疑古思想。从留学前到回国创办史语所，他一直持有一种较为弱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自称为朴素唯物主义者(crude materialist)，(18)认为“我们的行为无论一生之总，和壹件之分，俱为前于此一生的心理经验，由一切本能和情感与环境之相反应而成之系统所布帅”，(19)并相当推崇巴克尔的历史理论。留学欧洲带给傅斯年历史理论思想的重大转变在于，他排除了历史理性主义，开始认为历史中没有“理性的因”，但有“历史的积因”，(20)“历史不是由事实抽结论的学问”，“历史无law，而有shape”，(21)“历史上事，无全同者，为了解之，须从其演化看去，史学之作用正在此。若以横切面看之，何贵乎有史学？”(22)在此意义上，傅斯年一改早年认为“学问之道，全在求是”(23)的观点，认为“研究历史不应求其是，而应求其古，因为‘求其古’尚可借以探流变，‘求其是’则师心自用者多矣”。(24)傅斯年因而通过语言学方法，试图把握一个作为时代之总体性的历史之shape，而这个shape要说的并不是“求其是”意义上的“是什么”，而是“如何是”，这便与西方哲学从“是什么”转向“如何是”的历史主义轨迹相合了。(25)傅斯年这种语境主义的历史方法反思，本身就已经是历史理论了，更何况在这种语言学方法背后，其实是傅斯年自己承认的朴素唯物主义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所以当他论及“唯物史观不过其中之一部而已”的物质史观时，颇多期许之意，认为“以地理环境解释文化之发展，对于历史之帮助甚大”。(26)在实际的史学研究中，则以“夷夏东西说”为代表，他纵横捭阖，向我们展示了将历史理论与史料研究结合的一个个典型范例。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这种自身矛盾，是当前傅斯年研究的主要谜团，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全面研究过傅斯年的哲学思想，一直错误理解了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哲学前提。正是为了解答这个谜，史学界目前有两类方案。第一类是承认傅斯年具备高深的理论能力和全面的思想，这种冲突只是他有意而为的学术策略。比如有学者将《旨趣》“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极端表达理解为“惯用的矫枉务必要过正的手法”的故意说，(27)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式对后辈学人故意说，(28)或为了学派利益打击章门弟子这类异己的故意说。(29)这类解释首先否定了傅斯年的学术品格，等于将其最重要的学术主张视为谎言和权术，也等于认为傅斯年学术主张的自身冲突是不可消解的。但显然，如果我们有可能从学术思想自身出发去理解傅斯年思想的统一性，是没有必要诉诸这种学术之外的解释的。第二类则是否定傅斯年的理论水平和学术能力，或直接将其思想视为片面的错误，或认为他是受限于时代而没有充分掌握史学理论，没有完全吃透西方思想。这类对傅斯年的低估理解，一方面是将傅斯年理解为落后于我们自己的近代人，另一方面是忽略了傅斯年是当时公认的学术天才，他是依靠学术水平而非事功的能力才成为当时的学术领袖。就此而言，傅斯年的论敌钱穆反而更理解傅斯年，认为“孟真在中国史学上，实似抱有一种新意向。惟兹事体大，而孟真又事忙未能尽其力，以求自副其所想望，而遂有未尽其所能言者。”(30)实际上，史学界无法正面解答傅斯年思想自身矛盾的原因，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们一直低估了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哲学背景，把他的“史学只是史料学”理解为简单的口号，当成所有史学工作者按常识就能完全领会的独断经验，而不是把它看成一个理论家深思熟虑后提出的一个理论系统的组成部分。而要充分理解一个理论家的理论建构，尤其是对傅斯年这样一位身兼中西思想交汇重任的学术领导者，没有深入分析研究其哲学思想是不严谨的。 就当前而言，我们对傅斯年哲学思想的研究不仅稀缺，而且在有限的论述中呈简单化、零碎化、标签化的总体特点。对其哲学思想或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或以点代面、或张冠李戴。比较常见的误解如：回国后的傅斯年“不再赞成哲学”；(31)笼统地认为傅斯年“在欧洲受实证主义的深刻熏陶”、(32)“受实证主义哲学影响很深”，(33)并基本将此种“实证主义”混同于兰克史学，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杨国荣先生曾在《史学的科学化：从顾颉刚到傅斯年》中指出傅斯年的思想“在某些方面接近于20世纪逻辑经验主义对哲学的理解”，可惜未得到史学界重视；王凤青先生的《傅斯年哲学思想简论》也曾指出现代西方语言学转向与傅斯年语言哲学思想的关联。现有研究中，探讨傅斯年哲学思想较为全面深入的是吴展良先生的《傅斯年思想中的反形式理则倾向》一文，不仅指出傅斯年思想中反理性主义这一内核，并且罕见地将傅斯年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历程置于现代科学与哲学的语境中进行考察。但吴文仍然由于《旨趣》留下的客观主义印象而低估了傅斯年的哲学造诣与当代性，从而对傅斯年的哲学思想做出“对于古典逻辑与哲学的误解却很深”、“不像马赫强调具有‘唯心论’(idealism)意涵的‘感觉’，也缺乏‘批判哲学’的训练”等论断，并将傅斯年定位为更偏于近代的“经验论式的还原主义”。(34) 全面把握傅斯年的哲学思想不仅意味着要全面考察傅斯年的著述与其他文献，而且也必须分析其思想发展过程，这一点也是现有研究较为欠缺的。傅斯年登上学术舞台时，不仅恰逢中国社会及思想的现代转型，也正值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而他不仅是这种转型的被动接受者，也是其引领者之一，因而我们不但要重视其哲学思想的转折变化，还应当结合中西思想变革的总体语境来分析。就此而言，施奈德教授在《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一书中做了可贵的探索。施奈德教授作为一位直接源出德国历史主义—诠释学传统的德国学者，详尽分析了兰克史学这种西方近代思想与傅斯年之间的根本差异，并指出“只有注意到史学理论的语境，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到傅斯年的史学方法的特点及地位”。(35)施奈德教授说的这个“史学理论的语境”，其实可以进一步扩大到“现代哲学的总体语境”，或许也正因为施奈德教授并未将考察视野完全地拓展至现代哲学层面，导致他在定位傅斯年历史思想时仍然存在误解：将傅斯年的“史学只是史料学”视为近代的客观主义思想，将傅斯年的实证主义思想视为近代经验主义的立场。这一错误直接导致对傅斯年整体思想的解释框架也是错误的。由于施奈德教授注意到傅斯年留学时期“已经意识到主观成分在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且《旨趣》与后来的完整阐述(如《史学方法论》中关于考古方法的解释)有异，而后期又明显背离了所谓客观主义，于是《旨趣》中的客观主义和拒斥历史理论就成为一种不和谐的断裂。施奈德教授为了解释这种断裂，才将傅斯年的思想发展以《旨趣》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1)国外留学时期；(2)从回国到大约20世纪30年代中期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3)从第二阶段的结束起到去世时为止。施奈德教授由此将傅斯年解释为一位思想充满自相矛盾的人，从而与其作为全书主题的“新旧传统”对立之“一团矛盾”呼应，也就是他的解释策略是用时代导致的总体矛盾性解释傅斯年思想自身矛盾的必然性。这就否定了傅斯年思想的整体性和连续性。 因此，倘若我们要承认傅斯年思想发展具备连续性，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将《旨趣》仍然置于其史学思想的中枢地位，进而与其全部历史理论和哲学观念视为一个融贯的整体，并消解其与傅斯年其他论述之间的冲突。傅斯年思想的这种连续性，一个证据是傅斯年留学后期和归国途中的手记里，便已经有了《旨趣》等史语所初期文章的相关论点。(36)此外，胡适在一篇纪念文章中也提供了关键证据和线索。胡适在傅斯年去世后说：“他的壮年几本最伟大的、继往开来的学术论著，都是在留学时期中就已想到的。”(37)胡适之所以这么说，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此时读到了傅斯年1927年撰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在那里他看到了傅斯年1926年9月2日与其在巴黎长谈的内容。胡适说：“一九二六年我到巴黎，他那时在柏林，知道我来到法国，特地从柏林赶来与我同住了许多天。我们白天同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读书，晚上在中国馆子吃饭，饭后常常谈到晚上一二点钟，充分互相讨论。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撒下了许多种子。”(38)傅斯年与胡适巴黎会面，主要目的是为了畅谈他那些在信中“实不能尽书所要说的”(39)新思想，并自感与“适之先生痛谈的快乐无对”。(40)而胡适对此次会面总体虽留下“感觉失望，孟真颇颓放，远不如颉刚之勤”(41)的负面印象，但9月2日的谈话却包含重要的积极信息，被公认为了解傅斯年留学期间思想的关键信息，然而由于“孟真今天谈的极好，可惜太多了，我不能详细记下来”，(42)长期以来学界未得其详。也就是说，胡适的这一文章不但解答了这一公案，而且也证实了傅斯年创办史语所时期的著述及活动是留学时期的延续和实践，是其一生学术理念的精华所在。 就此而言，史学界当前仍然通行的主客二元论观念才是导致《旨趣》与傅斯年总体思想彼此冲突这一主要难题的根源。确切地说，傅斯年思想自身连续性的基础，在于他已经突破了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元论，他是基于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视野，重新提出了他的史学思想。因此，我们只有超越主客二元论的对立框架，将傅斯年置于现代哲学思想序列中重新追溯其思想发展，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傅斯年史学思想自身矛盾”之谜。 按照这个思路重新审视傅斯年一生的思想变迁，我们大致可以把傅斯年的哲学(理论)观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从1918年投入胡适门下(亦可再前推几年)到1923年离英赴德为止，其主要特点为对哲学和真理怀有信念，甚至视为治学的最终目标；中期从1923年入学柏林大学至1941年大病濒死为止，此阶段的傅斯年持较强的客观主义信念(他自己所谓的“朴素唯物主义”)，而将哲学与理论理性与文章家并列作为艺术创作，其态度与思路，相当接近后来逻辑实证主义之拒斥形而上学；后期从1941年至逝世为止，此阶段的傅斯年一方面摆脱了对“物”的执念，不复有绝对客观的信念，另一方面也重新对“理性”有了认可，甚至重燃起一些研究哲学的热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