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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的心理主义与情感—意志主体 青年时期的傅斯年，对哲学怀有极高的期待，视其为治学最终的归宿。傅斯年对西方哲学发生兴趣很早，甚至还早在“胡适和陈独秀到北大之前”。(43)五四时期的傅斯年持哲学是“科学之科学”这一古典立场，认为“哲学是一时代学术的会通的总积”。(44)为此他一方面将哲学与中国传统的玄学对立，认为哲学并非“玄之又玄”，而是“实之又实”；(45)另一方面将哲学视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哲学是个大假定，但“加上一番证明，便成科学”。(46)他说：“中国人之研治哲学者，恒以历史为材料，西洋人则恒以自然科学为材料。考之哲学历史，凡自然科学作一大进步时，即哲学发一异彩之日，以历史为哲学之根据，其用甚局，以自然科学为哲学之根据，其用至博。美国研治科学，得博士位者，号‘哲学博士’。英国牛津诸大学，研治哲学，得博士位者，号‘科学博士’。于是可知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长，而与文学之关系薄也”，傅斯年因而呼吁蔡元培将哲学划为理科，而非与文史并列，如此“一转移间，精神上之变革，为不少矣”。(47)只可惜蔡元培并未听从傅斯年的建议。他认为“哲学原是个会通的系统”，视逻辑为“一切学问的根本”，(48)相信“哲学可以引人从卑浅思想的境界爬出，到自觉自成的地位”。(49)这个时候的傅斯年，简直把哲学视为拯救学术的不二良方。于是他把王国维的治学成就归功于“治哲学”和西学，(50)感叹中国的好文章里面没有哲学，(51)期盼以后做新戏的人有哲学的见解。 傅斯年正是怀着对哲学的梦想奔赴欧洲学习科学的，因为在他看来，既然真正的哲学总是由科学进步推动，“一个哲学时期每每跟在一个科学时期以后”，“必须应用现代的科学中所得作为根据”，(52)那么要研究哲学自然就要先真正地理解科学。在1920年8月1日致胡适函中，傅斯年道破了他求学的主要意图：“哲学诸科概不曾选习。我想若不于自然或社会科学有一二种知道个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学哲学定无著落。”(53)也就是说，自认无力专事自然科学的傅斯年之去学习自然科学，其最终目标是为了学习哲学，而他选择的自然科学的跳板便是心理学。毛子水作为其北大同窗和柏林共同留学者便证实说：“他心中以为治科学是治哲学的基础，所以赴英以后，即进伦敦大学治心理学，打算从生理学以通心理学而进于哲学。”(54) 学习心理学原本是“新潮社的一项主要兴趣”，(55)而傅斯年之所以选择心理学，与他在综合接受达尔文进化论与实用主义(“实际主义”)的情况下，把生物学、心理学与社会学这三者视为实现人文学科之科学化的关键学科有关，因为“这三种科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是发明人之所以为人的”。(56)其中心理学被他视为中枢性的或方法性的，社会学则成为目标性的救国之道。所以他说：“我将来要专那门科学，现在还不会定。但以心理学为心理的、社会的科学之根源，我至少以三年的工夫去研究它。在研究它以先，去研究动物学、生理学、数学。如此迂远，成功上实在讲不定。但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57)社会学之所以被期许为目标，是因为傅斯年深感中国人精神之颓靡，“中国人有群众无社会”，欠缺“社会组织上的系统”，(58)因而要改变中国，就要改造中国社会，因为社会上的信条甚至“竟有自然律的力量”。(59)这个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科学环节，傅斯年认为是在心理学那里，因为社会由人组成，而人由其心理决定，如果能把握住关于人类心理的科学，就能把握住改变社会的科学道理。这使傅斯年更强调通过改变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来改变中国的深层社会结构，而对单纯的政治革命持疏远的态度。他之所以推崇俄国革命，乃是由于将其“视为一个将‘群众’转变为‘社会’的革命”。(60) 值得注意的是，“人”这个概念其实是此时傅斯年思想的中枢。这个“人”不仅是生物的进化的人，而且是情感—意志主体，而非理性主体。之所以关注心理学，正因为心理概念中包含了情感—意志，它是非理性的。所以傅斯年说：“人的行为的单位，或说原素，是‘愿欲’，而以感情导领着运行，人的行为的原动力并不由理性。”(61)傅斯年的这种思想也可能是受到尼采的影响。周运先生新近提到发现了一批傅斯年收藏的尼采著作，“傅斯年在北大上学期间，受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开始阅读尼采的著作，而留学欧洲时继续购买和阅读尼采的著作，更加深了他对尼采学说的理解与认识，尼采学说增强了他对兽性主义的信仰”。(62)而尼采的权力意志显然是傅斯年早年心理主义思想的内核，构成他对非理性的人(情感—意志主体)的主要理解。由此出发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他早年的疑古立场：流传下来的历史著作都是其作者这种情感—意志主体的主观表达。或者说这时候的傅斯年倘若系统表述其史学理论思想，无疑会成为当世历史主义者(反客观主义者)的同盟军。所以当顾颉刚发表了其疑古理论时，傅斯年会说他在史学上称王了，因为这套理论无疑也是傅斯年曾经酝酿而未完整表达过的思想。而当顾颉刚擅自拿傅斯年未完成稿的信发表在《古史辨》上，作为对自己的支持时，这却成为两人关系出现裂痕的一个原因。因为傅斯年那些还未写完的内容可能才是他真正想讲的：在留德之后，他已经转变了疑古立场。这一改变的实质其实是：傅斯年在留德之后将五四时期作为立论核心的主观化的情感—意志主体，修正成了能够“有迹可循”(诉诸史料证据)的实践主体。 另一方面，当傅斯年从生物进化论与实用主义入手，试图通过心理学来把握旨在救国的科学真理时，就已经注定他将面对一个终生无法逾越的逻辑困境。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进而衍生的社会进步论，当它们被介绍到近代中国时，是与“道”的观念结合在一起，被理解为永恒的历史真理。但它在西方却是完全不同的面目与影响力：由于生物进化论把人视为自然世界演化的产物，从而导致人类理性也成为历史生成物，而上帝同样被剥夺了造人的权利，这就引发了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崩溃与心理主义的流行。早年的傅斯年也曾视生物进化论为铁律。然而傅斯年又恰恰在接受生物进化论的同时也接受了胡适带来的更新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创始者威廉·詹姆士同时也是彼时心理主义的重要成员)，这就导致傅斯年接受生物进化论时，与梁启超等人误解生物进化论是不同的，他走向的是与西方思想界同步的心理主义和对唯理主义(含形而上学)的拒斥，并认为自达尔文之后理性就没有意义了。(63)如前文所述，傅斯年已经把人类行为的决定性环节归为心理之历史轨迹，否定理性的决定作用，他把唯理主义(理想主义)视为不切实际的，认为实用主义之返回人的行为是哲学最新的成果。傅斯年更是直接说：“其实心理现象何尝没有因果律，只缘其间之因果相应，须经几层、几十层的曲折，然后现于觉识之上，故其真因并不及自觉，而且等到现于觉识上之后，又有陪衬的，自觉解的理性/去造些理由来，因此以假混真，更不容易明白。……我们要真去心理内容的机作，不局促于人的行为的理性外观，仍是占到了心理学的正当观点。”(64)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傅斯年，其目标在探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因果关系，但否定了理性这条路线，而认为应返回作为生物的自然之人的心理行为(基于情感—意志)层面来把握真正的原因。问题在于，理性的这种淡出和被生物化，导致的势必会是真理的被相对化，而这一点与傅斯年对生物进化论的笃信显然又是冲突的，或者说生物进化论本身也只能奠定在某种理性主义的真理设想上。在1919年的《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一文中，傅斯年便说：“纯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因而‘惟一的客体’、‘惟一的真理’、‘绝对’等等名词，不成话说了。知识是一种人的反应；实体是一种生物学上的概念；超过人性的理解是做梦来的。一切的科学都是应生物学上的自然要求而出；一切的知识都是满足人生的手段(Means)；一切的行为，都是发挥人生的动机。意机主义战胜智慧主义了，人性主义战胜自然主义了。”(65)也就是对傅斯年而言，生物进化论与实用主义，已经不仅在一开始就取缔了理性的合法性，而且也取消了“纯粹的客观”这个观念。这就为傅斯年后来在语言学的影响下进一步彻底地放弃“理论”、连同“哲学”也一起当成“语病”否定，埋下了伏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