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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②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③张书学、王晓华：《“回到傅斯年”：九十年代中国内地史学的走向》，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④王晴佳：《科学史学乎？“科学古学”乎？——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思想渊源新探》，《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⑤王凤青：《傅斯年哲学思想简论》，《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⑥戴卡琳：《傅斯年对“中国哲学”的看法》，《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⑦傅乐成：《时代的追忆论文集》，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13页。 ⑧吴展良：《傅斯年思想中的反形式理则倾向》，《中国现代学人的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论集》，五南图书2000年版。 ⑨参见朱洪涛《知识·观念·情怀——傅斯年关于北京大学哲学学科的思考》，《名作欣赏》2015年第1期。 ⑩例如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338-341页；施奈德：《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关山、李貌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章第2节；雷颐：《傅斯年思想矛盾试析》，《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谢进东：《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杨国荣：《史学的科学化：从顾颉刚到傅斯年》，《史林》1998年第3期；李兰芬：《被质疑的哲学——以清末民初四位学人的看法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1)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42页。 (12)何兆武、冯佐哲：《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第4页。 (13)胡逢祥：《胡适、傅斯年两家史学方法析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14)岳玉玺：《傅斯年先生思想学术述评》，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 (15)罗志田：《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中国文化》2010年第2期。 (16)王连升：《要正确理解傅斯年》，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第200页。 (17)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18)傅斯年：《1948年4月16日致赵元任夫妇》，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8页。 (19)傅斯年：《心理分析导引》，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20页。 (20)傅斯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79页。 (21)傅斯年：《1926年11月14日致罗家伦》，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75页。 (22)傅斯年：《1942年10月8日致吴景超》，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007页。 (23)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5页。 (24)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08页。 (25)拙文《历史主义的理论结构与演变》第4节讨论了历史主义思想与西方哲学从“是什么”转向“如何是”之间的本质关联，可资参考。卓立：《历史主义的理论结构与演变》，《新史学》第10辑，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 (26)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157页。 (27)王汎森：《历史研究的新视野：重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台北2004年版，第165页。 (28)罗志田：《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中国文化》2010年第2期。 (29)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275页。 (30)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1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72页。 (31)戴卡琳：《傅斯年对“中国哲学”的看法》，《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32)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339页。 (33)朱发建：《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1902-1949)》，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34)吴展良：《傅斯年思想中的反形式理则倾向》，《中国现代学人的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论集》，第268、279页。 (35)施奈德：《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第169-170、174页。 (36)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版，第55页。 (37)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第81页。 (38)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第82页。 (39)傅斯年：《1926年8月17日、18日致胡适》，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8页。 (40)傅斯年：《1926年9月致顾颉刚》，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8页。 (41)胡适：《胡适日记1926年9月5日》，《胡适全集》第3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 (42)胡适：《胡适日记1926年9月2日》，《胡适全集》第30卷，第259页。 (43)按王汎森先生所说，傅斯年在1916年即购入了文德尔班(Windelband)的《哲学史》。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6页注4。 (44)傅斯年：《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40页。 (45)傅斯年：《出版界评》，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16页。 (46)傅斯年：《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43页。 (47)傅斯年：《致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7、38-39页。 (48)傅斯年：《出版界评》，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18页。 (49)傅斯年：《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39页。 (50)傅斯年：《出版界评》，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13页。 (51)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7页。 (52)傅斯年：《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40页。 (53)傅斯年：《1920年8月1日致胡适》，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2页。 (54)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第159页。 (55)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59页。 (56)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85页。 (57)傅斯年：《留英纪行》，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02页。 (58)傅斯年：《社会—群众》，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52页。 (59)傅斯年：《社会的信条》，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54页。 (60)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46页。 (61)傅斯年：《心理分析导引》，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18页。 (62)周运：《傅斯年与尼采》，《南方读书报》2015年11月29日。 (63)傅斯年：《心理分析导引》，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16页。 (64)傅斯年：《心理分析导引》，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17-318页。 (65)傅斯年：《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43-244页。 (66)傅斯年：《欧游途中随感录》，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81页。 (67)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68-69页。 (68)吴展良先生注意到马赫哲学感觉主义的“唯心论”(idealism，更适合译为观念论)前提，但却以为“傅斯年对于在科学研究中，必须建立理论模型，并用经验事实对其反复加以检证修订的重要性，既不明白，也不甚明白”。实际上傅斯年真正的史料观思想，恰恰正合适用这句话来表述。吴展良：《傅斯年思想中的反形式理则倾向》，《中国现代学人的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论集》，第279页。 (69)傅斯年：《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42-243页。 (70)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51页。 (71)傅斯年：《1948年4月16日致赵元任夫妇》，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349页。 (72)傅斯年：《刘复〈四声实验录〉序》，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19页。 (73)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12页。 (74)这种冲口而出的语言对于现代语言研究的重要性，赵元任先生在纪念傅斯年的专刊中专文提及，可见其重要性。赵元任说：“不过这次所记内容跟以前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注重长篇的实际一次的真的说话。向来语言学者记录故事会话等等材料都是让发音人说一句说半句，重重复复的说，好让记音人来得及写下来。这种记法，因为给发音人机会慢慢造句，结果倒是比较的成文。但是成文未必成话，不一定是语言的真相。因为人跟人说话并不一定句句‘成话’。只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那个话，才是语言学所应该记录应该研究的对象。”赵元任：《台山语料序论》，《傅所长纪念特刊》，台北1951年版，第62页。 (75)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89页。 (76)傅斯年：《1926年8月17日、18日致胡适》，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50页。 (77)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08页。 (78)傅斯年：《1948年4月16日致赵元任夫妇》，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349页。 (79)傅斯年：《1948年4月28日致赵元任》，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357页。 (80)傅斯年：《1942年2月6日致胡适》，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918-019页。 (81)比如蒋大椿先生便认为：“傅斯年把史学仅仅归结为史料学，实际上是受到19世纪以前以搜集资料为主的自然科学的影响”。蒋大椿：《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析论》，《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 (82)罗志田先生将之追溯到章学诚对“守先待后之故事”和“笔削独断之专家”两层次的划分，也是中国传统史学中原有的对应思想源头。罗志田：《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中国文化》2010年第2期。 (83)汪荣祖：《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46页。 (84)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第98页。 (85)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 (86)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269-276页。 （原文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