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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期的反理性主义与实践主体 傅斯年正是怀着这种隐匿在他精神深处的问题奔赴欧洲，试图“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练成一个可以自己信赖过的我”。(66)当傅斯年到达英国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他自然会发现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进步论都已经过时，甚至连心理主义也没有了19世纪末的地位(英美哲学自20世纪起便开始了逻辑经验主义与语言转向的进程，德国哲学则从新康德主义转向现象学运动)。确切地说，这正是古典哲学走向末路、新的哲学尚在襁褓中的时代。而这种情况对傅斯年的影响是，理性主义与形而上学进一步被傅斯年以更彻底的方式否定了，并且连同哲学本身也被傅斯年以语言学的方式否定了。或者说，那正是哲学的身份最低微、自身最迷茫的时代，对形上理性的批判又正是以对古典哲学批判的方式在欧洲思想中发酵。于是傅斯年突然意识到，原来哲学并非科学之王，而任何一种借助了近代理性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几乎都包含了非法的理性前提，真正的科学却正在以彻底的方式将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从合法论题中驱逐出去。 对于傅斯年这一阶段的思想转变，王汎森先生也注意到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对傅斯年的重大影响，并视之为傅斯年之反疏通的理论依据。(67)但马赫影响傅斯年的关键之处，恰恰在于其基于主体的纯粹经验与现代科学的整体主义思想突破了近代科学的自然观念与理性主义(在哲学史上马赫主义是开启现代哲学进程的重要思想)，(68)而不是王汎森先生说的“排除主观性来捍卫客观性”这种纯然近代的常识观念。 近代理性主义的崩溃对理论学科而言首先意味着什么？那便是归纳法的失效，而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理论都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自己的理论系统。傅斯年在五四时期正是在“对经验事实的归纳”这种近代意义上理解科学与哲学的。所以他说要“就事实的经验归纳起来成科学，就科学所得演绎上去成哲学”，“哲学也不是抽象的学问，它的性质也是具体的……哲学止可集象，不可离象”。(69)归纳法与近代理性主义的崩溃，令傅斯年对哲学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哲学从原来他以为的科学之科学，反而变成了制造空论玄谈的祸首。他不仅以更决绝的方式否定了理性，而且连同社会现象中的“自然律”这样的设想，以及各类近代意义上的理论也都被他放弃了。在这个意义上，他不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有效的理论科学，那么很自然地，原本作为通往社会学桥梁的心理学，对他也不再有正面的意义。“在欧洲学习后，他没有写任何关于改造社会的文章”，(70)原因与其说是跟随了胡适的“点滴改良取向”，毋宁说是放弃了对心理学—社会学的幻想。在1948年4月16日致赵元任夫妇的重要函件中，傅斯年说：“我在欧洲时代(前一半)本是一个crude materialist of type of physiologist，所以我对Freud大发生兴趣，对Watson的Behaviorism大发生兴趣。因为后来在德国之空气，其中包括当时吵闹相对论，使我们这个uncritical attitude动摇。因为后来我觉得Freud是小说，Watson也是一种哲学”。(71)1923年，也就是傅斯年已经开始转向语言学时，他说：“不幸哲学家的余毒在不少科学中是潜伏得很利害的。如在近来的心理学社会学各科里，很露些固执系统不守问题的毛病。我们把社会学当做包含单个社会问题，就此分来研究，岂不很好？若去跟着都尔罕等去办论某种是社会事实，综合的意思谓什么……是白费气力，不得问题解决之益处的。这些‘玄谈的’社会学家；和瓦得臣干干净净行为学派的心理学，都是牺牲了问题，迁就系统，改换字号的德国哲学家。”(72) 傅斯年由此转向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语境主义思想。通过明确区分语言和文字，傅斯年别出心裁的提出：“从来治哲学而谈心理的人，把思想当做内体，把语言当做外用，以为思想是质，语言是具，语言是所以表思想者，思想却不即是语言”。(73)然而语言却并非一定是对思想的表达，因为我们会说“冲口而出”的话，“还不是我们先说出来后来再想到呢”。(74)关键在于，“假如语言是思想之向外者”，语言是对思想的表达，“则思想是大名，或前名”，语言就成为思想的附属品，“是小名，或后名”。于是思想成为本质，语言成为现象，那么当我们去研究一种作品、一种文化时，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便是思想内在的关联，理性、伦理、情感、义理等就会成为预先出场的内容，而心理学也就可能具备基础性的意义。但如果语言并非对思想的表达，而是如“冲口而出”这一情况所揭示的，倒可能“思想为语言之收缩”，或者说我们首先是因为在语言中生活着，然后才可能有思想，那么情况就会完全颠倒过来，思想必须被视为“语言之向内者”，语言则先于思想，于是“语言是大名，或前名；思想是小名，或后名”。而这意味着，由于语言首先是生活中的语言，是实践的语言，是流传中的语言，那么当我们去研究一种作品、一种文化，包括一种思想时，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返回到它们作为语言发生、实践和流传的作为整体的时代与环境中，去考察它们具体的形态与演变。当我们将语言视为对思想的表达时，思想便会先于历史，内会先于外，最终导致的往往会是“虚”高于“实”；反之，如果语言是先于思想的，实践与具体问题就会成为基础性的，任何学问也就必须返回到具体实践的历史中才可能被坐实。进一步地，由于近代语言学已经发展出较为精细的类型分析理论，导致通过语言学分析能够像考古学分析一样，对人类族群与交往的轨迹做有根据的论证研究，那么一旦语言又被视为思想之本，对整个人类社会文化历史的研究便可以通过科学化的语言学奠定在坚实的实证分析基础上，并与其他科学知识连成一片。正是基于这一点，傅斯年认为他已经找到了将历史学在真正意义上改造为近代科学的新道路。 因此，此时的傅斯年是将作为情感—意志主体的人转变为作为行动和实践主体的人(同时也是说者)，并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结合支撑他的科学史学构想。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客观史料”根本上都是特定时代特定地理环境下特定人群的行动产物，必须置于这样一个整体化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读。傅斯年的“客观史料”因而根本上是一种整体知识系统内的观念史料，真正决定它的是时代中行动着的人。傅斯年最重视的是行动的遗迹(包括活的语言)，从而是实物史料，而不是主观表达的文字即历史记载。也就是说这个阶段(《旨趣》时期)的傅斯年，也是把主体(行动者)视为历史研究的决定环节。 傅斯年的这种基于整体知识语境前提的史料观，最典型的表述见于《考古学的新方法》： 古代史的材料，完全是属于文化方面，不比现代材料，多可注意于人事方面，因为文化史，特别是古代史的着意点，不是单靠零碎的物件，一件一件的去研究，必定有全部的概念方可。用一件一件的东西去研究，固然有相当的结果，所得究竟有限，况其物的本身，间有可怀疑之处，所以应当注重整个的观念……同属一物，在各处所表现的意义，就各不相同；如后来不以全体的观念去研究，就不能得到很多的意义，和普遍的知识。所以要用整个的文化观念去看，才可以不致于误解。(75) 傅斯年的这部分思想被胡适评价为其“最有永久价值的学术论著”之一。他认为真正的史料必须包含可信的史实，而史实的确定依赖于先行确定的批判机制，从而史料是要以先行之见为前提，这种先行之见，便是对“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旧材料和间接材料的掌握。这意味着，史料是通过解读才能生效的，而解读势必要求整体知识观念介入，史料在这种意义上便不能视为一种“物”化的文献，不是“古董”，而是要等待整体的知识、整体的观念重新发现它的“观念史料”。 傅斯年的历史语境主义，与狄尔泰(W.Dilthey，曾任傅斯年留学地点柏林大学哲学教授，在世时名重一时，其“精神科学”理论是历史语境主义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于傅斯年到达柏林大学前12年去世)有一定相似性，但根本上，还是他自身的思想脉络在彼时欧洲的理论语境下必然的走向，其根本意旨，是与近代理性主义彻底决裂，以更切近具体问题的方式，在语境与历史的展开中重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科学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