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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晚期的先验哲学倾向 与其说傅斯年否定的是哲学，毋宁说是以形而上学为代表的古典哲学。他不仅长期秉持实用主义，而且他后来对哲学的理解，也非常接近语言转向后的诸种现代哲学形态。傅斯年因而如逻辑实证主义者“拒斥形而上学”一样，将传统哲学理解为“语病”予以消解。在1926年致胡适函中，傅斯年说：“我当方到英国时，觉得我好像能读哲学书，甚至德国哲学的书。后来觉得不能懂德国哲学了，觉得德国哲学只是些德国语言的恶习惯，现在偶然拿起一部Hume来，也不知所谓了。总而言之，我的脑筋对于一切哲学都成石头了。我于这个成绩，也很欢喜。”(76)不只是德国哲学，他对希腊哲学也开始如此理解：“亚里斯多德所谓十个范畴者，后人对之有无穷的疏论，然这都是希腊语法上的问题……哲学之为语言的刹产物，似乎不待繁证即可明白了。”(77)他在1948年致赵元任夫妇信中有所总结：“我在德国时，心中觉得logic与语言亦可连到一齐讲。回国船上，看Jespersen之philosophy of Grammer发生绝大兴趣，意思甚多，写了好多笔记(不知尚存北平否)，以后便未再想。曾一年看到Carnap(卡尔纳普，逻辑实证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引者注)之书，觉得‘这个做法’，即把语言与逻辑合来，正中下怀，也未去看。今则看第一书也。我觉，logic与语言应打成一片，但心理学尚不可能，因心理学自身问题多矣。”(78)因此，傅斯年后来动辄恶语相加的哲学，主要指逐渐在现代思想中被淘汰的古典哲学，范围较为狭窄。 晚期傅斯年对哲学态度与盛年的区别，在于他开始接受先验哲学的思路，从而开始注意到哲学具备不同于他曾经批判的近代理性主义的基础，这使他对哲学的态度重新转向肯定。到了生命的后十年，傅斯年虽然囿于事务已经不可能展开系统的哲学研究，但早年心理主义与语境主义引发的自指悖论却是他无法遗忘的。这或许便是他最终并未对自己的语言学方法展开更多的著述工作的原因，因为这个问题他终其一生都没有寻找到完全令自己满意的解答。正因如此，傅斯年在后来的岁月中，悄然离开了早年的朴素唯物主义立场，而转向先验哲学，并开始关注康德。 1941年的特殊境遇引发了傅斯年思想出现转折，是年他在过度操劳之下高血压恶化，九死一生。他回忆说：“生病重的那几年，常想人生究竟，有时竟像Mystic，但又不是，最后想到宇宙是个大演绎，必须假定(或建立)某某，然后某某、某某、某某……(至无穷)，方有著落，于是自己想出一套，向人说，人说这即是康德之Categorical Imperative，拿来一看，有些近似。”(79)从傅斯年的描述看，他的想法的确已经属于先验哲学无疑，与康德自然是有几分类似，但在科学观上，傅斯年却比康德要现代得多，而康德哲学毕竟受限于时代。而这意味着他超越对“物”的信念，原本作为理论立足点的生物的人或时代和地理环境中行动的人，很可能转变为一种先验主体(但欠缺可查证的表述)。此时再把傅斯年称为一个客观主义者是不合适的。此时的傅斯年，可以说已经重新把主要兴趣转向了哲学，只是有心无力，无法展开研究。在1942年初致胡适函中，傅斯年说：“今遭此病，事实上不能容我再这样，只好从此以著书为业，所可惜者，病中能著书几何？大是问题耳。……论我之学问，自觉方在开头，但现在不学问了，就在此时著书，而且把考据之书放在后面，目下先写‘我的哲学’。这些‘哲学’包括下列各书：一、‘文化斗争’(Kulturkampf)；二、‘原人’；三、题目未定，其意思是Causality and Chance in History。……这便够我病人办的了，考据之书，再说。”(80)也就是说，此时自感时日无多的傅斯年，想要赶紧写下的书首先是“我的哲学”，考据则排不上号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