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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督办军务处的建置 十月初五日的谕旨下发后，奕、奕劻、翁同龢等6人在初六、初七日两次会面，商量督办军务处的大概布置。(16)初八日，奕等首次以督办军务处名义上奏。奏件共一折三片，分别是《谨陈布置大概情形折》《请拨部款以资支放片》《请添拨队伍以厚兵力片》《请派委员常川经理以专责成片》。(17)当日均奉旨“依议”。如果这些折、片能够流传下来，关于督办军务处的许多基本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遗憾的是，迄今仍未能从档案中拣出它们。关于其建置，只能通过一些散碎史料窥见一斑。 督办军务处设督办大臣1人、帮办大臣1人、会办大臣4人。这是十月初五谕旨所钦定，此后直至战争结束，从无增减、从无更换。这6人当中，奕系设立督办军务处的最初缘起，派差理由不待多言。奕劻是慈禧太后的心腹重臣，在奕复出前以亲王身份管理总理衙门、海军衙门和神机营，他被派人督办军务处必出于慈禧的意志。翁同龢、李鸿藻是光绪帝信任之人，在“清流”中声望素著，他们的入选当是出于光绪帝的意志，同时也是对清流势力的一种交待。荣禄本任步军统领、长麟本任右翼总兵，均有维持京师地面之责，他们的派差理由与督办军务处同时办理京师巡防有关。督办、帮办、会办大臣之间虽有称谓之别，但三者的分工和权限没有什么异同。在议事阶段，其言论的分量大致相等。最后以谁的意见定议，这要看该人的性格和坚持程度。从日常情形看，作为会办大臣的翁同龢最为强势，督办军务处经讨论后上奏的事件常由他拟稿。(18)奕虽有督办之名，但常常缺席督办军务处的会议，在该处的实际分量并非最重。在奏事阶段，督办军务处折片均以“臣奕、臣奕劻跪奏”的口吻行文，其他4名大臣在文后会衔。(19) 督办军务处内部设有文案、营务、粮饷3处。3处的长官为翼长，翼长之下有章京，数目不详。翼长、章京由督办军务处从其它衙门指名奏调，性质均属兼差。目前能考出姓名者共有14人：旗人裕庚，系已格道员，自设立之日起任“文案处”翼长。(20)旗人达斌，系前罗田县知县，当年十月因祝嘏差事来京，被督办军务处奏调为“文案处”翼长(“文案处”差事较繁，有可能同时设有两位翼长)。(21)汉人李盛铎，本任翰林院编修，当年十一月被调入，任“文案处”章京；旗人常山，本任内务府员外郎，与李盛铎同时被调入，具体差事不详。(22)旗人松安，本任太仆寺少卿(此人在海军衙门亦有兼差)，大概在当年十月被调入粮饷处当差(很可能是“粮饷处”翼长)，当年十二月受言官弹劾去职。旗人堃岫，本任光禄寺卿，在松安去职后被调入，接替其办理“粮饷处”差事。(23)旗人苏噜岱，本任宁夏副都统，当年十月祝嘏来京，调入时间和所办差事不详。(24)汉人陈允颐，为候补道员，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被调入，任“文案处”章京。(25)汉人葛宝华、王振声、蒋斯彤和旗人松山，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被调入，均在文案处当差。(26)汉人徐建寅，约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一月被调入，所办差事不详。(27)旗人连捷，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被调入，在文案处当差。(28)由于这些官员不经吏部铨选、也不经考试选拔，而系指名奏调，所以他们的入选理由非常一致：与督办军务处大臣关系亲密。比如文案处翼长达斌，系荣禄内亲。葛宝华、王振声是翁同龢在户部的僚属。陈允颐系张之洞推荐入京，而张之洞系李鸿藻亲信。从这个角度讲，督办军务处可被看作6名大臣及其各自亲信组成的联合办事班子。 督办军务处的办公场所，最初拟设于神机营衙门(在崇文门附近的煤渣胡同)内。但或许是考虑到路途较远，6名大臣在十月初六日商议后，放弃了这一方案。次日改设神武门外九门提督公所。(29)奕等人每日上午在宫内“散值”之后，下午即到此议事。 督办军务处的经费，经十月初八日奏定，由户部拨给100万两白银。这100万两并未一次性领出。而是根据办差需要，陆续支取。截止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督办军务处被裁撤，共领到94万两。这94万两主要用于3项支出：一、开支程文炳皖军、董福祥甘军和闪殿魁“魁字营”军饷(这三支军队被调往近畿后，由督办军务处直接管理)，总计约40万两。二、开支近畿粮台(胡燏棻管理)15万两。三、开支督办军务处当差人员津贴、办公经费等约10万两。此外用于开支其他军队征调及制造枪械等若干万两不等。(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