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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认真辨析相关史料，我们就会发现，甲午战争研究中过去曾被定案的某些史实，如今似有重新提起讨论的必要。以第一阶段的平壤战役为例。清军前敌统帅叶志超稍作抵抗，便弃城逃回国内。对此，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当时平壤城内军储充足，叶志超宣称装备不足，是为临阵脱逃开脱罪责。然而认真检讨平壤城内清军弹药给养，可知，叶志超所陈并非虚言，清军的确没有做好备战。再如，依克唐阿历来被认为是怯战将领，可史料显示，他的部队武器装备之差，根本无法应对当时战争的需要。而徐邦道，历来被认为是敢于抵抗的将领。可仔细考察便知，此人军事素养较差，算不上称职的将领，根本不能承担前敌重任。说清政府要为甲午陆战失败承担责任，这一点也不为过。但具体下来，究竟是政府中哪些人应该负责？要负怎样的责任？甲午陆战失败是由于前线将领的贪生怕死？还是后方决策者的政策失误？这些都需要对史料做艰苦的考索才能给予说明。 关 键 词：甲午战争 平壤战役 徐邦道 近代军事素养 军械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内外互动与权力格局变迁研究(1862-1900)”(15BZS07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同光年间湘淮分野与晚清权力格局变迁(1862-1895)”(14YJA770011)。 作者简介：邱涛，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关于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归根结底是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对外妥协。这种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这个结论过于模糊，没有说明清政府中究竟是哪些人要为战争失败承担责任，而责任者各自要负怎样的责任。以往的研究对前线清军将领颇多指责，留下的文字详细而生动；对后方决策者的批评，却是笼而统之，语焉不详。笔者通过分析史料，对以往一些已被“定案”的“史实”再作检讨，希望用史学的方法，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对外妥协”作具体的呈现。 一、平壤战役中清军军储与叶志超的逃跑问题 甲午战争中，平壤战役被认为是战争第一阶段最关键的战役之一，是中日两国陆军的首次大规模决战。正因为它是一场关键之战，所以研究成果较多。众多论著都会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平壤战役期间，清军前敌统帅叶志超在“平壤军储丰厚”的情况下，弃城而逃，“狂奔五百里，渡过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①。研究论著一般认为在平壤战役中，双方打得很激烈，清军武器弹药充足，日军在竭力进攻不果的情况下，已处于弹药粮草行将告罄的窘态，如果不是叶志超畏敌怯战，战局不应该是历史上呈现的那样。 这样理解是否可信呢？我觉得其中有很多问题仍需探究。 首先要指出的是，作为甲午陆战关键战役的前敌总指挥，叶志超不顾大局，仓皇撤离平壤前线，在日军的追击下，狂奔五百里逃回国内，无论有多少说辞，都不足以开脱其罪责。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依据史料，还可做更加具体的探讨。 平壤战役有两大主战场，一是城南，二是城北。在城南，清军顽强抵抗，双方处于胶着状态。而在城北，牡丹台和玄武门被日军攻陷，这里是平壤城的制高点，日军布置火炮和兵力，准备一举攻下平壤内城。日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日军在9月15日(农历八月十六日)凌晨发起总攻，“午前八时三十分”，“终于把牡丹台上的敌军(即清军)全部赶走，顺利地占领了牡丹台”，“佐滕大佐见牡丹台已被我军攻占，遂向玄武门冲击，终于打破了坚固的平壤城的一角。我军已经攻占了牡丹台这个险要之地，俯视着平壤城，攻破了玄武门，逼近了主城，势如破竹，几乎所向披靡，欲立即入城”②。显然，平壤清守军受到严重威胁。叶志超与各将领商议，认为：“北门之咽喉(牡丹台、玄武门)既失，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设敌军连夜攻打，何以防御!不如暂弃平壤，增彼骄心，养我精锐，再图大举，一气成功。”③这一史料出自驻守平壤的清军主要将领卫汝贵的得力幕僚栾述善之手，此人当时随驻平壤，当是他亲闻亲见或得自卫汝贵转述；在平壤陷落时，栾述善被日军所俘，这是他在日本大阪狱中所写，此时所作不必为人隐讳，故从史料来源和真实性上可靠性均高，很能说明实情。 如果说攻防要地失守，就放弃阵地，叶志超这种“畏敌怯战”的做法，肯定是丧失了一名军人的基本职责，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叶志超在决策时提出“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军心惊惧”也很致命，因为近代战争中是否有充足的武器弹药，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