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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数据，依克唐阿军战时和战后初期实际得到的军火补给有：毛瑟枪5000杆、毛瑟马枪500杆、哈乞开斯枪1300杆、连珠枪430杆、来福枪300杆、抬枪1549杆、嘎尔萨炮2尊、开花炮2尊、后膛铁炮7尊、后膛钢炮4尊、三等铜炮1尊、辽阳制造铜炮2尊、铁炮60尊、后膛炮30尊，各类枪械子弹119万多颗，来福枪铅丸83000颗，各类炮弹2800余颗，炮用洋药3000斤、铅丸20万颗。 在分析依克唐阿军战时实际得到的军火补给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考察该军军火消耗的情况，可知在甲午战争陆路战场的作战中，军火消耗的速度非常快。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增祺就奏报依克唐阿军所有各种枪弹170余万颗“今称已将用尽”(26)。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依克唐阿电奏称，历次所失军火，“除前失铜炮、钢炮各二尊”外，“计自长甸开战后至停战，共失去快枪三千八百零七杆。损坏者八百八十余杆，前由吉林机(器)局调来匠役驻奉购料修理，仍堪应用”(27)。依克唐阿军将刚出关时的3800枝快枪差不多损耗光了，在扩军超过一万人的情况下，陆续得到各种枪械近10000枝、炮108尊，这时依克唐阿计划扩军至两万余人，自然觉得武器弹药不够用。何况，依克唐阿军在辽东参加了鸭绿江防之战、摩天岭之战、五复海城之战，均是大规模血战，清军战力又远逊日军，他所领到的那批枪炮如前述又是如此成色，每战后该军必有大量伤亡和武器、弹药的损耗，其上奏请求补充兵员和武器弹药，是合乎情理的，恐怕不能简单认定就是掩盖该军战斗力不足，是推卸“怯战”和战败责任的借口。 对依克唐阿的各项请求，学界多主观认定是在找借口，如果说这种看法是缘于以往论著说他是怕死怯战将领观点的影响(28)，那么，上述具体分析说明这类请求并非都是借口。我们还有旁证。 徐邦道在甲午战争期间及其后都得到正面肯定，可是他在战争一开始就强调，其部所配“枪械仅五成”，后来更说只有四成，所以一口气要求调配6000杆枪、12尊炮(29)。为了这12尊炮，他先后致函负责此事的周馥、双台子转运局和宋庆，迹近乞求，并称只要配齐装备，“倘遇战事则较有把握”(30)。须知徐邦道所统拱卫军只有11营(3000余人)，就清廷规制的人枪比例而言，他的要求比依克唐阿更过分，是否也可认定他在掩盖自身战斗力低下？ 如此看来，甲午战争东北前线的清军，无论依克唐阿军还是徐邦道军、唐仁廉军、吴大澂军、刘盛休军，都处在军火不足的窘境中。光绪二十年十月，刘盛休在复州报告所部铭军，“每枪仅子数十个，断不敷用”(31)。要么枪支、弹药不足，要么有大杀伤力的重武器奇缺，虽然这不能作为清军“怯战”的理由，但也确是甲午战争中清军的实情。 就依克唐阿一军的军火援应而言，清廷缺乏战略统筹，没有能力做好“后勤部长”，负责吉林机器局的吉林将军长顺和恩泽、负责督催的黑龙江将军增祺、负责天津机器局的直隶总督李鸿章、负责山东机器局的山东巡抚李秉衡，不能及时足量供应急需的武器装备，难逃为战败应承担的罪责。总之，要认定清军将领普遍惯于谎报自身实力，来为怯战和战败开脱，重在证据，不能人云亦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