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督办军务处的实际作为和困境 十月初八日，即督办军务处正式运行的第一天，光绪帝叮嘱翁同龢：军机处差事，他可以提早“散值”(翁在十月初六日已奉派军机大臣)，但督办军务处“不能一日不去”。(58)由此可见光绪帝对该处的重视。但从督办军务处随后的作为来看，它明显未达到统治者的预期，在战局中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 首先，重要部署和建言献策甚少，缺乏主动作为。在当时政体内，任何一个机构的重大决定、重大安排都需要请旨裁夺，所以必定要体现在奏件当中。督办军务处也不能例外(尽管它偶尔可以不请圣旨而直接做出军事部署)。检视督办军务处在战争时期的奏折情况就会发现：第一，督办军务处上奏的频率不高。从设立之初到战争结束，约5个月时间内，只上奏10批次，累计21件折、片(奏折10件，奏片11件)。(59)这21件折片中，剔除奏调章京、奏报刊刻关防等例行公事者，涉及军务布置者有12件。通过整理这12件折片，发现甲午战争期间由督办军务处议决的重大事项，只有如下10件： 十月初八日，请调正定、宣化等地练军驻防近畿以厚兵力。(60)十一月初三日，请将前拨神机营营伍(此时驻扎蓟州一带)仍留京设防；又请严拿近畿土匪。(61)十一月二十三日，允胡燏棻所请暂行停办汉纳根洋枪队、将相关经费用于购买枪械，又请将程文炳营中副将汤荣恩革职(其所部勇丁骚扰百姓)。(62)十二月二十三日，议复钦差大臣刘坤一战局布置8条，其中“申明赏罚”“筹划器械”“酌给津贴”“添募亲军”及请调刘光才、申道发两军一同出关等5条均议准。请调程文炳、董福祥两军一同出关一条议驳。(63)十二月二十七日，允胡燏棻所请编练新军，先练10营(这就是后来的小站练兵)；又请将牛师韩7营、马心胜6营交钦差大臣刘坤一带出关。(64)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十八日，请添派神机营队伍扼要驻扎喜峰口。(65)三月二十五日，请将董福祥部总兵曹凤辉撤去差事。(66)这些奏请均奉旨“依议”。 在这10件事项中，刘坤一条陈和胡燏棻练兵一事均是奉旨交议之事，由督办军务处自己议决、主动提议者只有寥寥8件。由此可见，尽管督办军务处每天下午都在开会商议，但它针对战局的布置并不多，而战略性布置尤其少见(调正定等地练军驻防近畿、调神机营驻扎喜峰口勉强算是此类布置)，自然难以期望从这里产生扭转全局的决策。 其次，大臣们常敷衍局面、闲散少事。作为“督办大臣”的奕，经常不去督办军务处。如甲午年十月，督办军务处设立之初的25天中，奕至少5次缺席或“先散”。作为“会办大臣”的奕劻情形与其近似。两名最重要的主管大臣时常不出席会议，证明督办军务处并没有太多重要事务等着他们定夺，每日所议可能多是寻常事务。翁同龢于十月二十二日曾记：“至督办处，闲话而已，两邸诸公皆集。日日如此、以后不再记。”其闲散之情形，由此可窥见一斑。(67) 再者，督办军务处不孚众望、饱受责难。督办军务处设立之初，朝野一片振奋。言官奏称此举“不独京师欢腾，四海亦为震跃”，认为“此全局一大转机”。(68)从中能够看出时人对督办军务处寄予厚望。但数月过后，人们看到督办军务处亦显暮气沉沉，于战局布置并无建树可言，失望之情溢于言辞。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便有言官主张将督办军务处裁撤，认为既有军机处，就无需设督办军务处。(69)这也说明，该处设立以来，没有太多作为，在舆论看来已无存在必要。 以地位而论，督办军务处不可谓不尊(两位亲王，三位军机大臣)；以权力而言，督办军务处不可谓不大(军机处之外惟一可以筹划战局的中央机构，又奉旨节制各路大军)；以财力、人力而论，督办军务处不可谓不充足(100万两经费，所有奏调人员一概批准)。为何如此优越的条件，竟不能在战局中有所作为？其中原因虽难以一一澄清，但笔者认为，显而易见者有如下三点： 第一，无章可循、办事随意。督办军务处产生于战争危机关头，统治者对它的期待很明显：希望它能扭转乾坤，力挽危局。但对它在战局中如何发挥作用、扮演何种角色是不明晰的。其具体表现是，先把督办军务处最主要的人选确定下来并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至于这套人选今后如何行使权力，则需要边办事边摸索。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得人而治”，重人选、轻制度。所以，该处成立之始，没有章程、没有建置。其后奕奏报的“办事大概情形”只是一种内部规程，不是朝廷意志。所以，自始至终，对于督办军务处如何办事、办哪些事，朝廷都没有定下“规矩”。这是其相对于军机处的一个严重短板。没有规矩导致的结果有利有弊。一方面，没有规矩，意味着督办军务处的权限不明，可以无限大，任何军务都可以管。所以才会出现督办军务处不请圣旨直接调动军队的事情。另一方面，没有规矩，办事随意性就大：如果有关人员尽心办事还好；如果敷衍差事，该处就形同虚设。而在督办军务处实际运行过程中，后一种情况恰恰很常见。首先是大臣缺席严重，有时出席的大臣甚至只有一二人。(70)其次是会议时间也极其随意，有时“稍聚即散”。再者是会商内容也无规则，每天可以形成结论，也可以不形成结论，有时纯属“空谈”。(71)试想，如果督办军务处会议也像上午的军机处会议，对讨论事项逐一形成意见、拟定“奏片”，第二天交光绪帝请旨，那么其会议必定更能务实，其人员也不会随便敷衍。没有这套定制，就只有靠督办大臣的自觉。其精力充足、态度认真时，也议定过重大的部署。其态度敷衍时，则草率收场。 第二，督办大臣精力、才力严重不足。督办军务处6名大臣，都属当时政局中权势最大的重臣，兼差也就特别多。如奕，在督办军务处设立时，他已是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海军衙门领班大臣和“联合班子”成员。其上午时段，必须会同军机大臣商议军务。其他总署差事、海署差事和督办军务处差事，都只能在下午处理，常常造成分身乏术之势。再如翁同龢，他和李鸿藻可能是督办军务处办事最尽心的两名大臣，出勤率亦高。但他于十月初六日之后担任军机大臣，还兼任上书房大臣和户部尚书、管理国子监事务，对督办军务处事务常常力不从心，有时户部的事务紧急时，他就不到督办军务处参会。(72)军机大臣李鸿藻的情形与其相近。即便是位次最后的长麟，也有礼部侍郎、右翼总兵、副都统3个职务。如此多的兼差，即便对督办军务处的事务非常尽心，其精力亦难以支撑，何况有些大臣(比如奕)的主要精力不在督办军务处上面。同时，该处6名大臣中，奕已赋闲10年之久，且没有参与战争初期的筹议，一切殊为陌生。奕劻一向以平庸著称，翁、李系书生，不谙军务。荣禄号称“知兵”，但也只是统带过神机营，几乎没有前线作战经验。长麟出身科举，与翁、李类似。所以，这6人限于才短，对军务常常一筹莫展，翁同龢在日记中经常这样描述会议局面：“诸公相对，一筹莫展”或“楚囚相对，意况不堪”(73)，面对糟糕的局势心急如焚，但拿不出切实有效的办法。 第三，内部分歧严重、矛盾尖锐。督办军务处内部存在非常严重的政治分歧，最为突出者是和战分歧。奕奉旨督师，本应专注于军务，但其复出之后，锐气全无，事事迎合慈禧太后，试图借“议和”速了残局。因此，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总理衙门差事上，对督办军务处的事务并不热心。翁、李二人御侮心切、力主战事，但在奕经常缺席的局面下，也难以有大的作为。此外，督办军务处内部4名“会办大臣”之间，没有明确的分工和权限，地位相同。这样一来，他们在议事中的发言权难分高下，如果所持态度接近还好，如果态度不一致，如何处理分歧就无章可循，全看当事人的坚持程度。督办军务处设立之初即遇到这样的问题。十月中旬，他们商议汉纳根“练兵十万”一事。对此，翁同龢支持、荣禄反对，其他人不置可否。翁、荣都是会办大臣，并没有高下之分，又无表决程序。故两人只有通过争吵来解决争端，关系几近决裂。荣禄于十一月致鹿传霖(时为陕西巡抚)密信，曾称他与翁“几于无一日不因公事争执”。(74)此外，翁与奕的相处也不和睦。十月十二日这一天，两人在会议中发生争执，翁一怒之下“拂衣先归”。(75)以当时战局之恶劣，齐心协力亦难以补救时局，何况如此矛盾重重。由此可知，督办军务处作为之有限，也是意料中之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马关条约》签订。相关“军务”基本宣告结束。但随后督办军务处仍然被保留着，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才被裁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