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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学界共识的地理舞台说 平心而论，顾谭二人在发刊词中提出的地理舞台说，既不是最早，也说不上是最深刻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以舞台比拟地理是当时学界的共识。通过对齐思和、张其昀、蔡尚思等同时代学人相关论述的分析，不难发现这一点。而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地理舞台这一比喻几乎成为鄙之无甚高论的常识。 (一)同时代学人的相同论述 1.齐思和——“地理为历史之舞台” 与谭其骧同时代，且均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齐思和也将“地理”视为“历史”的舞台。1936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齐思和在北平师范大学开设“史学概论”课程，其讲义称：“地理为历史之舞台，年代为历史之骨干。”[13](P63)此处所言虽简，然在十年后发表的名作《西周地理考》中，齐思和对这一问题有了更为详细的论述： 自人文地理之学兴，然后地理与文化之关系，始可得而解。世人始知各民族文化之特点，往往有地理上之原因。盖地理为历史之舞台，两者关系之密切，固非不明地学者所得而知也。泰西治地理沿革者，以地证史，以史论地，其相互关系，粲然大明。窃思吾国古代地理，前人所论者不过地名之考证，而犹聚讼纷纭，得失参半，至于史地关系，犹未之及。周初地名，争论尤多，时贤所论，亦多待商，爰考其地望，论其形势，究其与历史发展之关系，以说明周初文化之背景，而为古地学辟一新径焉。[14](P27-28) 文中的“古代地理”“古地学”等词汇，也就是“沿革地理”的别称。在此，齐思和称“地理为历史之舞台”，并希冀通过援引西方“以地证史，以史论地”的方法，以周初地名为例，为古代地理研究开辟新途径。从字面看，这一治学路径并非取法于《禹贡半月刊》及禹贡学会，实际上，齐思和自始至终也不是禹贡学会旗帜下的干将，虽然他是禹贡学会的会员。 齐思和是中国史学史上少有的几位兼治中外历史的史学家。其学术根基，除了传统旧学，还在于西方学术。1931年齐思和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1935年获博士学位。毫无疑问，齐思和是经受西方学术规范和思想方法锻炼的幸运儿，不像王钟翰那样受到挫折，铩羽而归。前引《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一书集中体现了其所受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齐思和在书中关于历史与地理学关系的论述，直接参考了“泰西治地理沿革者”乔治(H.B.George,1838-1910)的《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The Relations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④ 此外，据1937年编印的《禹贡学会会员录》所载，齐思和加入禹贡学会的时间是“二十四年十二月”，[15](P24)在1935年6月编印的《禹贡学会会员录》中自然找不到齐思和的名字。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齐思和回到燕京大学执教。从实际情况看，齐思和既不是禹贡学会的创始会员，也很难称得上学会的中坚力量。 据上可知，齐思和关于历史与地理关系的理念，更多来自于其所受的西方学术熏陶，与《禹贡半月刊》的发刊词没有直接关联。 2.张荫麟——“演戏”的“配景” 无独有偶，早在1933年3月，同样留学美国的张荫麟在与张其昀通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地理与历史可分为姊妹科学，其相辅相成之处甚多。通一时代之史而不明其地理环境，犹演戏而无配景，乌乎可？弟深愧于地理毫无素养，他日必先于本国地质、地势稍加考究，并恣游秦、晋、宋、鲁之故墟，然后敢下笔写国史也。在此预备中，其有需请吾兄他山之助，从可知也。[16](P673) 在此，张荫麟将地理环境比拟为演戏所需的布景，而布景本来就是舞台的组成部分。所以，张荫麟显然与齐思和一样，均认为“地理为历史之舞台”。后来，张荫麟在探讨历史哲学中的“文化变迁之因果律”问题时又指出： 在文化范围外，而与文化有密切之关系者，厥惟地理环境与个人材质。二者均尝为解释文化变迁者所侧重。然地理环境中，若地形土质，自有历史以来，并无显著之变迁；其有显著之变迁，可与文化上之变迁相提并论者，只有气候？以气候解释文化变迁之学说，可称气候史观。[17](P1108) 所谓“气候史观”，不过是对“地理史观”的浓缩，强调的还是地理要素对历史进程的制约作用。此前，齐思和《西周地理考》是以地理说明周初文化背景。而张荫麟在其国史志业中关注地理问题，也就是为历史这场戏剧搭配上布景(亦即舞台)，进而达到“解释文化变迁”(其实也就是历史演进)的目的。 据上可见，齐思和、张荫麟二人有关地理与历史关系的认识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二人这一思想的渊源，显然都来自当时美国史学界。 3.蔡尚思——“戏场”与“剧具” 除了齐思和、张荫麟这两位“喝过洋墨水”的史学家，土生土长的史学家蔡尚思1940年在《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也以舞台(戏场)比喻地理，以此阐述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具体说来： 历史的成分，大概有四：第一为空间，第二为时间，第三为人类，第四为他物(其他动物及植物矿物等。)如以戏剧为喻，则空间有如戏场，时间有如折幕，人类有如主角，他物有如配角与剧具。[[8](P10) 此处称“以戏剧为喻，则空间有如戏场”一语与“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异曲同工，如出一辙。只不过蔡尚思将地理进行了细化，分为抽象的“空间”和具象的“他物”，由此也就产生了“戏场”和“配角与剧具”两个比喻。这样，也就涵盖了齐思和所说的“舞台”与张荫麟所谈的“配景”。当然，无论“舞台”还是“配景”，都是为历史这一“主角”服务的。 通过对齐思和、张荫麟、蔡尚思三位有影响的史学家的观点的罗列，不难看出将地理比喻成历史舞台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界共识。《禹贡半月刊》发刊词并非地理舞台说的首创，当然，它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影响之大则另当别论。 4.钱穆——地理舞台的限制性 钱穆与顾颉刚也算是同时代学人。他虽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却因顾颉刚的引介而步入史坛，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齐鲁大学有着共事的经历。钱穆是禹贡学会会员，但并非核心人物。对于历史与地理的关系，钱穆1960年在香港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其见解。在题为“如何研究历史地理”的讲演中，钱穆指出： 有人说，历史等于演戏，地理则是历史的舞台。此譬实不切合。一群演员，可以在任何戏台上演出同样的戏来。但历史演员，则正在此特定的地理上演出。地理变，历史亦变。在这一舞台上演的戏，不一定能在另一舞台上演……此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制。[19](P121) 钱穆所说的“有人”，恐怕是把顾颉刚算在内。他对地理舞台说反思的贡献，在于指出了限定性和复杂性。钱穆进而还提出了“地理推拓”“地理背景”等概念。当然，钱穆并非以历史地理研究名世的专家。后来，白寿彝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对钱穆考据学的批评，亦从其地理考据入手。白寿彝认为“不同方面的考据必然从属于相应的专门知识，它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学问，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方法”，而“钱穆把考据看成一种简单的方法，而不懂得一定的考据工作从属于一定的专门知识。他的这种浅陋无识，已经使他的考据工作自食其果……他不懂地理，就只有作出像《周初地理考》那样的作品，荒谬地把古代地理按照自己的想法搬来搬去”。[20](P287)白寿彝的批评是否允当姑且不论，但钱穆《周初地理考》与齐思和《西周地理考》两篇名作当均以地理舞台说为思想基础。 (二)作为常识的地理舞台说 钱穆在20世纪60年代还搬出地理舞台说来阐释历史与地理的关系，说明学界就地理舞台说达成的共识有着强劲的生命力。迁延至今，地理舞台说几乎成了挂在嘴边的常识。1977年，白寿彝在宏观论述中国历史时说：“我们的历史有个舞台。这个舞台有多大呢？这个舞台应该是我们现在五十几个民族曾经活动的那个舞台……这个意思很要紧。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是，对‘中国’这个概念怎么理解。”[21](P5)白寿彝所说的历史的舞台是“中国”这一地理事物。此外，1981年5月白寿彝在论证汉民族成为主体民族的原因时专门提到“优越的地理环境”。具体说来： 汉民族所以形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我看有两个：一个是地理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多年来，我们不敢说地理条件的作用，不敢指出地理条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怕被说成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其实，地理条件是很重要的。讲历史不讲地理条件，怎么行呢？比如唱戏，总要有个舞台吧。破破烂烂的舞台和现代化的舞台就是不一样嘛。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讲得很清楚……再后来，斯大林又概括了这些理论。斯大林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地理条件不是决定的因素，但起重要作用。我们过去就是不敢说这句话，结果是“重要作用”被抹去了。这是不对的。[22](P62-63) 新中国成立之初，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为一种错误思想受到了地理学界、历史学界的严重批评。但一到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地理舞台说这一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有着共同旨趣的观点立刻回潮。 此时，白寿彝把历史和地理割裂开来，分别比作“唱戏”与“舞台”。但这位昔日受顾颉刚影响颇深的禹贡学会会员，并未将该观点的源头追溯到《禹贡半月刊》发刊词，反而将之与黑格尔《历史哲学》和斯大林的政论结合起来。此前，我们看到齐思和、张其昀等人对西方史学、地学思潮的引介。在此，我们又看到白寿彝对德国和苏联思潮的援引。由此可见，欲梳理地理舞台说的渊源所自，必须将之视为舶来品，考索其西学根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