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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剧与舞台——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地理舞台说述论(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0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丁超 参加讨论

    三、作为舶来品的地理舞台说
    且不用进行学术史梳理,单从语言学上就能看出地理舞台说的西学渊源。从词源上看,汉语中“舞台”一词是一个“纯粹日语来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23](P82)其语源是日语中的“舞台butai”。日语中的舞台一词又是对英语“the stage”的意译。[24](P363)这一词汇在华的广泛传播,又与清末出现的赴日留学高潮有着直接关系。由于清政府的鼓励,日本政府的吸引,加上中日两国在地理、文化、政治制度上的接近,[25](P268-276)使得留日学生迅速成为在清末民初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风生水起的重要力量。
    当然,“舞台”一词在中国的传播有其调适的过程。在保守人士看来,“舞台”是“不伦不类”的新词汇的代表。如当时《申报》所载:“及在彼中留学一二年……及考其所学何如,则华文固一无所知,即年来所习之和文,亦只以……学界、商界、舞台、惨剧诸词头填砌,满纸不伦不类,似通非通。”[26]另据《申报》载:“自内地学者游学于东瀛者众,而于是所谓新名词者输入吾国……间尝即其互相传述者而观之……明明世界而异,共称曰舞台。”[27]清政府虽然有意阻塞日本新名词的传输,但最终无济于事。张之洞等人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奏定学务纲要》中指出:
    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辞不相宜者亦复不少。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其实此类名词,在外国不过习俗沿用,并未尝自以为精理要言……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28](P494)
    后来的事实证明,张之洞列举出来想抵制的这些新词汇,除了“国魂”较为少见,其他的都成了当今中国人的基本词汇。
    而在当时,柳亚子在中国第一本戏剧杂志的发刊词里提出“今兹《二十世纪大舞台》,乃为优伶社会之机关,而实行改良之政策”。[29](P54)在此,“舞台”一词是直接与戏剧艺术相关的专有名词。而对于梁启超、孙中山等维新或革命人士而言,已经娴熟地使用“舞台”的比喻语言,用来指代中华或世界大地。到了民国初年,已经实现了“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30]的新旧更替。即便是钱穆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史学家,也在公开场合说出“所谓得志,指其在当时活动上或说在当时历史舞台上有所表现。不得志者,则当其身跑不上历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业终归于失败。诚然,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19](P102-103)这样的话,浑然不觉舞台一词的日本文化背景。当然,把“地理”比作“历史”的舞台,把“历史”比作“人物”的舞台,都是采用了“舞台”的比喻意义。
    1934年《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一语,正是“舞台”这一日语来源词汇的应用。当然,这个词汇在中国的移植非常成功,以致时人对这一词汇的身世不觉不察。《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以“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这一形象生动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新篇章的开启。发刊词说:“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然而推究这个概念的来源,和《禹贡》一篇也有关系。”[1]今天看来,“本部”一词固然有文化殖民的侵略色彩,但“舞台”一词岂不也是殊途同归?只不过“舞台”连同发刊词中使用的“团体”等词不像“本部”一词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可是,如果我们照搬本土的原生词汇去替代外来语,造出一句“历史好比唱戏,地理就是茶园”,该会有多少人哑然失笑,不知所云。
    (一)最初的源头:1903年的日本
    在西方史学入华传播过程中,历史与地理的关系是一个讨论很久的话题。已有研究单辟一节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31](P94-108)他人先见之明,本人不敢掠美。据其研究提供的线索可知,早在1903年,汤调鼎在《论中国当兴地理教育》一文中就指出:
    我尝闻厉支泰庐之言曰:“地理为历史之舞台,历史为地理之活动物。”又曰:“地球与居民有最重之交涉,彼此影响,相为倚伏。”地理之关系亦重矣。虽然,闻之吾国读书士流,学校科目,则地理之位置,乃退缩于各科学之下,亦不过可有可无之一物耳。[32](P11)
    此处的“厉支泰庐”当为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文章作者汤调鼎亦即汤尔和(1878-1940,字调鼎,浙江杭州人),他于1902年留学日本,就读东京成城学校。[33](P42)这篇文章或系其凭借日文资料写成。
    此外,同样留学日本成城学校的刘成禹(壮夫,1876-1953,字禺生,湖北武昌人)也有与汤调鼎相同的译介。他将日本《人生地理学》以《地人学》为题译出。其译文中有如下两段:
    五千年有史以来。龙斗虎争,风云变色之活剧演而弥进,成毁相因,要皆根据于三千三百万方里之大舞台也。
    地理与历史,犹舞台与剧曲,不可以须臾离。不学地理而学历史,是无盘之弈也,盲人之究天文也。其可乎,其不可乎?[34](P61-61、63)
    与汤调鼎一样,刘成禹将地理比作历史的“舞台”。舞台这一词汇的应用,与此二人留学日本的背景有着直接关系。
    同样是在1903年,同样是在留学日本期间,与刘成禹来往甚密的马君武译介了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对地理的论述。他在《唯心派巨子黑智儿学说》一文中介绍:
    由国民而成国家,非骤成也,初由一家族为一部落,由一部落为一种族,由一种族为一国家,是理想之事实也。
    理想之发表也,必有一剧场焉,地球是也。地球者,产生理想之方所也。登此剧场之人物,常随时代而变异。地球者,历史之基址也。地球大约可分为三类:一山地,二平原,三河岸海口……[35](P79)
    黑格尔《历史哲学》一书中有“历史的地理基础”一部分,专门论述历史与地理之关系。不过,此时马君武并未采用日语外来词“舞台”,而是采用本土的“剧场”“方所”“基址”等词汇。在后来王造时翻译的权威译本中,《历史哲学》书中的这些词汇被“世界历史的舞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历史的地理基础”所取代,上引文也被相应翻译成:
    我们姑且放下新世界和它可能引起的种种梦想,现在我们再转回来讨论旧世界——“世界历史”的舞台;我们首先必须注意的,是旧世界的各种自然因素和自然环境。[36](P131)
    可见,此时以“舞台”比喻“地理”已成为常识。1903年,同在日本留学的汤尔和、刘成禹、马君武三人在向国内译介史地著述时,虽然采用了并不一致的译法,且其思想源头也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思想源头各异的观点,都是经由日本“转运”至中国。可以说,地理舞台说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
    当然,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会整齐划一,充满着各种可能性。还是在1903年,还是在日本这个国家,曾鲲化(横阳翼天氏,1882-1925,湖南新化人)在《中国历史》一书的《中国历史内容重点》部分也论述了地理与历史的关系。书中具体阐述如下:
    历史之起源,变文言之,即记人种竞争之演剧也。故其相关之紧切,如肉体之与精魂……
    地理为历史上之根据。平原适农,高原适牧,滨海涣适经济,寒带熟战术,温带产文明,皆全球公例。今特历述其开通变化,沿革盛衰,使读者就现今国家社会发展之所由,以类推古代中国所循之轨道。[37](P3)
    在此,曾鲲化将历史比喻为“演剧”,但并未将地理比喻为“舞台”,而是称之为“根据”。这个“根据”,大致相当于“基础”一词。然在该书“丙体裁之界说”一部分中,他又有应用了“舞台”一词。具体而言,就是“每编尾必综论其时代之社会与国民之情状,使读者按其统系之活脉,以吞纳四千余年历史上舞台之万因万果”。[37](P6)显然,这个“舞台”并非就“地理”而言,而是指“历史”本身,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退出历史舞台”一样。曾鲲化《中国历史》中对“舞台”的另一种应用,说明地理舞台说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例。
    (二)正本清源:来自西方的地理舞台说
    留学日本是中国学者接触西学最便捷的途径,但真正对中国学术有肇建之功者还是以留学欧美的居多。中国地理学科体系的建设,更多地归功于竺可桢、张其昀、胡焕庸等留欧美派。顾颉刚后来接触到的地理舞台说,就是从张其昀翻译的《人生地理学》中得来的。1936年3月顾颉刚《地理教学与民族观念》一文中的引语,其完整译文为:
    法国于十九世纪时有大史学家日米细勒(Michelet)其所著《法国通史》(Histoire de France)至今犹享盛名。此书第二卷开首,即第三编《法国地文一览》(Tableau de France)。米氏以雄健之笔作而言曰:“地理者,历史之第一要义也。”又曰:“历史之主人翁曰民族,然民族若无地理为其根基,恍如御风而行,飘泊而来,此与中国画之有人物而无背景者,其失正同。夫地理与历史之关系,非仅舞台与戏剧之比也,盖舞台常静止,而地理则变动。食物也,气候也,其于人生之影响,端绪纷繁,不可胜纪。国土之于人民,其犹鸟之有巢乎。”[38](P9)
    与此前援引顾颉刚文中的引文相比,不难发现其对张其昀译著的照搬,虽然字句略有差异。
    在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所附“参考书举要”中,除了白菱汉和万格(C.Vallaux,又译作瓦洛)的两种著作,排在第三位的就是裴耳格黎夫(J.Fairgrieve)的《地理与世界列强》(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一书。这本书对于地理舞台说的在华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国地理学家James Fairgrieve(1870-1953,又译作“斐格莱”“非耳格林”等)的《地理与世界霸权》(书名译法不一)论述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及影响,意在“说明世界史如何受地理之支配,并指出支配历史最有效力之地理事实”。该书在1915年出版后,屡经修订,一版再版。早在1931年,就以《史地关系新论》为名译介至中国。在1932年9月修订的第七版“初版序”中,作者宣称:
    本书之论及世界历史,仅注意其一方面。就实际言之,所注重者在于舞台之背景,而不在于剧情之动作。本书目的在表明世界各时期历史舞台之背景如何,尤在于指明目前所演一幕中何以有此背景。[39](P1)
    这段文字,在另一个译本《史地关系新论》中翻译如下:
    本书谈的虽是世界史,却只谈到世界史的一方面。它特殊的职务,其实倒只可以说是谈述这个舞台上的背景,而并非是谈剧中的情节。它的目的,乃是要指明在世界历史,各不同的时代中,这舞台上的背景是个什么样子,尤其要指明今日正在开演的这出戏,它的背景是怎样。[40](P2)
    上述两种译文虽有文字之别,翻译水平高低之分,但“舞台”“背景”“剧”等关键词汇的翻译则是一致的。明眼人一看即知,“舞台”的“背景”就是地理,“舞台”上演的戏剧就是历史。一本外文书的两个中文译本,经由商务印书馆这家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推出,其对知识界的影响不言自明。
    综上可知,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乃至整个历史学界有着深远影响的地理舞台说,就其源头而言当在于西方学界。《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的提出的地理舞台说,只不过是西方学术思想在中国的移花接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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