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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为历史戏剧陪衬的地理舞台 地理舞台说固然强调了地理的重要性，但这重要性被体现在为历史研究服务上。《禹贡半月刊》发刊词开篇就说：“历史是最艰难的学问，各种学科的知识它全都需要。”地理学不过是历史研究需要的学科知识之一。换言之，这就是“地理搭台，历史唱戏”。但是，常识告诉我们，观众在欣赏传统戏剧时不会过于在意舞台，舞台只是为戏剧的展开提供场景，它不像故事情节、唱腔做派那样成为戏剧的核心。 我们必须意识到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学界可以将历史和地理比作演剧和舞台，但西方的戏剧艺术区别于中国传统戏剧。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戏剧艺术形式中，对舞台的要求和具体布置也有着截然的不同。传统京昆戏曲中并不以写实性的舞台为特征，而西方戏剧则强调舞台的写实性。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产生的地理舞台说，与中国本土文化有所抵牾。 传统戏曲(当然包括京剧、昆曲)中的舞台及布景是写意的，并非像话剧、影视等艺术形式那样追求逼真和写实，正如《京剧艺术论》所言： 京剧舞台上的景全在演员身上，京剧的空间特征，是建立在歌舞表演的间接描写、造型艺术的配合和观众的想象力的活跃这一综合基础上的。众多精制的砌末，⑤都富有着特征性和暗示性，为了诱导观众的想象，增加对环境情景的描写。[41](P52) 这也就是说，京剧艺术并不以写实性的舞台为特征。在戏曲研究者看来，“京剧场就是建筑，配景是很聪明的。因为京剧只能用象征的配景，不能用写实的布景”。[42](P276)这种写意性的舞台布景，往往甚至简化为几把简单的桌椅，整个舞台上空空荡荡。“要是摆上布景，装上道具什么都跟电影、话剧一样全用写实的手法来表演，那就不是传统的戏曲而是另外一回事了。”[43](P13)在今天，我们还能欣赏到没有舞台布景和化装的素身清唱。可是，顾颉刚、谭其骧等人研究的历史地理，是实打实的客观存在，而不是可以写意处理或者索性省略的布景。 此外，传统京剧艺术的特点之一就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正是基于这一特征，京剧“它的表演区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非常灵活，可作任何表现”。由于时间空间设置上的灵活性，使得舞台的限定性变小。于是，“戏开幕后，演员不出场，观众就不知道舞台上是何地、何时”。[44](P4)所以，即便是找到了“舞台”，也未必能找到上边出演的戏剧是什么。 正因为上述原因，与顾颉刚交情颇深的傅斯年对中国旧式戏剧有着尖锐批评，理由之一就是“中国剧台极不发达，任凭露天地上、高堂大厅，都可当做剧台”。[45](P68)当然，京昆戏曲对舞台还是稍微有些要求的，而对于剧种繁多的地方小戏，则可以由草台班子露天“撂地”演出，对舞台布景的要求也只能因陋就简。 在谭其骧看来，“京戏(地方戏也一样)重在唱做，不是重在故事情节……为了看故事去看戏，那是十足的外行”。[9](P487)那么，将历史比喻为“演剧”就未必合适。而将“地理”比喻成“舞台”，则更显示不出地理的重要性。既然是舞台，就不可能成为主角。作为舞台的地理，只能充当历史学的辅助学科。 由此，也就产生了将地理学视为历史学辅助性研究手段的观点。这一观点，同样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史学导论性质的书籍中每每有以地理学为辅助学科的论述。譬如，齐思和在史学概论讲义中就认为，除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外，地理学是与历史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在他看来： 其他学科与历史之最有关系者，殆莫过地理学。夫史事之发生，皆有时间性与空间性，因之对此空间之研究，为史家不可少之知识。自十九世纪中叶柏克尔(Buckle)与马克思发表其名著以来，史家更鲜敢忽略史事之自然环境者矣……惟地理与历史固有密切关系，然其密切之程度，亦不在历史与他相关学科之上。实则仅地理学之一部分，与历史之研究，有密切关系。[13](P56) 齐思和所称的“地理学之一部分”，是指人文地理、历史地理，并不包括自然地理。这样，也就与其在同一书中提出的“地理为历史之舞台”产生抵牾之处。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舞台，更多的是针对自然地理而言。既然自然地理与历史学的关系疏离，那么，也就会产生自然地理外在于历史之外的观点。哲学家冯友兰在批评唯物史观时谈道：“至于地理气候等，于历史自有相当影响；但此等环境，皆所以使历史可能，而非所以使历史实现。他们如戏台，虽为唱戏所必需之情形，而非唱戏之原因。”[46](P29)在此，地理被冯友兰视为“戏台”，但唱戏的内容、形式与剧情展开与戏台并无直接关系。换言之，地理外在于历史之外。 反观顾颉刚的治学理念，“历史是割不断的长流，地理是人们生活的基础，所以语文是一种表达的艺术，而历史和地理则是表达的内容”。[47](P385)所谓“人们生活”也就是“历史”，由此，不难得出“地理是历史的基础”的观点。这一观点，无形之中已将地理和历史剥离开来。也正因为持有历史与地理二元对立的观念，顾颉刚才会认为“我们在研究各个民族的历史的时候，不该不密切注意其所处的地理环境”。[18](P351) 附带说明的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另一位开创者侯仁之在早年也演过戏，并且创作过剧本。只不过他平生唯一的创作与参演不是传统戏曲，而是来自西方的话剧。据侯仁之回忆：“我在初中二年级时，曾和同学们一块上台演过一个爱国主义的话剧《山河泪》，我曾为这个剧本感动得热泪盈眶，而且在演出中也尽力扮演了自己的角色，这次演出也是我参加过的惟一的一次。”[49](P26-27)除了唯一的一次话剧演出，侯仁之还创作了唯一的剧本。在1929年的夏天，侯仁之以《圣经·旧约》为素材，以“被压迫的一定要得解放，被俘虏的一定要得自由”为主题创作话剧《基甸救国》，刊载于济南齐鲁大学《鲁铎》杂志当年的第2卷第1号。对于从小就受西方基督教文化氛围熏陶的侯仁之而言，没有证据表明他对传统戏曲有多大兴趣。他日后的业余兴趣主要在于体育锻炼和演讲，没有发展出对戏剧艺术的热爱。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初去天桥看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唱评剧，那也是带着政治性的思想教育任务去的，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爱好。侯仁之在1986年6月12日致新凤霞的信中提到： 从《燕都》杂志上看到您所写的《我来北京后的艺术生活》(二)，您居然还记得解放之初我带领学生来天桥看望您的事。回忆当时情景，如在目前。我对评剧演唱艺术缺乏修养，但对天桥这个地方在旧社会里的富有“人民性”这一点，深有感受。在旧社会，这里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从社会的最下层、放射出奇异光辉的一个地方。[50](P37) 很显然，侯仁之对传统戏曲艺术的“缺乏修养”并不仅仅是一句谦辞。 在传统戏曲艺术欣赏品味上的差异，也使得侯仁之既不会像顾颉刚那样从戏剧舞台上得到学术创造上的灵感，也不会像谭其骧那样在皮黄悠扬之中得到精神享受。他只能在看似枯燥的长跑之中得到锻炼，从而以其健硕的体魄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历史地理学之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