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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的提出及早期进程 清末民国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民族学人类学作为新进的“舶来品”，学者们更多的是进行著作的翻译、学科规范的建立、资料的搜集、人才的培养等基础性的工作。1903年林纾、魏易翻译了德奥学者哈伯兰的《民种学》，自此以后，大批的民族学、人类学著作被翻译到中国来。一大批从国外学成归国的学者，大力宣扬国外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这一时期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进化论、传播论、历史特殊论、功能论等各种学说都有流行;对于学科的定义也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化”的重要内容。蔡元培先生于1926年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明确界定了“民族学是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记录或者比较的学问”。在这个阶段，学者们大致同意民族学等同于文化人类学，二者并无区别。学术界也把文化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卫惠林亦赞同民族学是“研究原始民族的文化的科学”;在方法论方面，无论是当时的“南派”还是“北派”，都采用当时国际上最为流行的田野调查法进行材料的搜集，一些学者更是以精细的田野工作著称。如凌纯声对松花江上游的赫哲族的考察、费孝通对江苏开弦弓村的考察、林耀华对于福建古田黄村的调查、杨成志对云南民族的调查等，尤其在抗战时期，大批的专家学者迁至祖国的大西南、大西北，广泛的开展了边疆民族地区的调查，留下了很多至今依然参考意义重大，熠熠生辉的田野调查范本;学科组织和人才培养关系着学科发展的长远大计。这一时期从外学成归来的先驱们以现代学术理念来建立学术组织、创办刊物。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成立，成立之后开展了系列活动，包括选举理事机构、编辑出版民族学报、制定全国风俗普查计划等。抗战期间，“人类学之研究，遂有长足之进展”。民族学人类学家们陆续创办了《人类学集刊》《边政公论》《边疆研究论丛》等期刊，都成为当时民族学人类学发表的主要阵地。在后继人才的培养方面，这一时期国内的大部分国立大学，部分私立大学纷纷开办民族学、人类学专业或者开设相关课程，包括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等。在教材的选用上，有的学校尤其是教会大学直接选用英文原版教材，有的则进行中国化的尝试，编写了一些适合中国学生的教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