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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而言，在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的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是打好根基，站稳阵脚的问题，学者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向学术界及社会介绍、推广、宣传民族学人类学的理念，在学科内部建立共识，制定规范，搭建平台，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等。这一时期不论是译介工作，还是学术实践，亦或者是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健全，都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进行，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和话语都是西方式的，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也并没有完全独立的姿态在世界上赢得一席之地。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言，一些在中国看来具有开拓性质的经典著作，往往却沦为西方学说的脚注。 另外，从该时期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术语和概念来看，“社区”和“边政”两个概念是当时学者中国化最为成功的尝试。然而，社区概念仅在以吴文藻为代表的“北派”中获得了共识，并付诸实践，取得了一些成就，仍然有很多学者对这种研究视角反应冷淡。“边政学”研究在抗战时期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响应，但是这种带有综合主义视角之研究，与当时国难当头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当背景改变时，边政研究很快落幕了。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结合中国实际基础上提出的一些概念和术语，虽一时繁荣，之后便趋于没落。如若当时的社区研究或者边政能继续深化，并提炼出一系列研究方法的哲学，或许中国学派的创建在当时就能完成。但囿于彼时之家国境况，这个过程被迫中断。 虽然在学理上，按照演进规则，中国学派的创建未完成，但是当时学者提出了一些简单看法。其中以岑家梧为代表。他在40年代初指出，“欧美的民族学往往不适用于中国，所以我个人感到此刻需要建立一种中国民族学。”然而，就岑氏的主张来看，他对当时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趋势不甚关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民族独立、学术独立的意味更加强烈，学术说服力尚有些欠缺，在具体实践中后继乏力，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无太大建树。因此，该主张很快便沦为口号。总的来看，民国时期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学派的提出，一方面是由于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一定基础，学者们自觉的反应;另一方面，也可理解为中国学派的提出与当时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状态有关，它的提出是在西方话语霸权的挤压下的一种抗拒行为，具有很强烈的反殖民色彩和追求独立自主的学术诉求，学者们提出中国道路或者中国学派，来实现学术救国，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具有很强烈的时代烙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