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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中国化道路的重启 1978年之后，民族学人类学获得了新生。在老一辈民族学、人类学家的辛勤耕耘和指导帮助下，学科体系初步建立。然而，我国与西方学术界断绝联系达三十年之久，在这三十年中，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风起云涌，各种学说并立，各种交叉学科成就耀眼夺目，已经初步步入后现代的反思和批判阶段。 在新时代，若想发展我国学术，闭门造车必然行不通，于是学术界再次向西方学习，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问题也再次被提上日程，成为热点。但是，此时中国化或者本土化，与建国前相比，程度更高，层次更深。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成为倡导中国化的主力军，他们中的大多数系建国前老一辈学者的弟子，很多人都在西方获得了学位或者进行过交流访问，既熟悉中国国情，又了解西方理论与规范，他们除了大批翻译国外的著作，在理论层面的吸收消化更进一步，田野调查也普遍开展，民族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成绩斐然。一些学者运用西方的理论方法对长久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批判和反思，进而对我国的民族问题及民族政策开展了激烈的讨论;也有一些学者在中国开展田野调查并结合西方理论，开展国际之间的对话，对传统的西方理论进行了质疑和反思，受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到了国际学术界关注，最为突出的是蔡华的纳人亲属制度的研究;重要性，希望以外在的“他者”为参照物，来与“自我”进行比照，最终达到提升“自我”的目的。在经过多年发展之后，一些学者提出了构建中国学派的主张，其中以杨圣敏为代表，他明确指出，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中国经验、总结中国学界的研究，创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派的时机和时代已经到来”并提出“在学术上形成了自己的本土化特点，一个中国民族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功能学派已出现端倪”。在这里姑且不论这种看法是否成立。笔者认为就目前形势下构建中国学派是否合适，还应值得商榷。 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来看，这三十年中，学界形成的共识不多，但争论却日益激烈。主要有民族学和人类学关系之争、民族学学科内涵之争、中国民族问题之争等。这些争论对于我们更深层次的理解问题自然有利，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诸如学科内涵方面争论，却使得学界内部十分混乱。目前这些争论依然在继续。笔者认为在这种争论之下很难形成一系列共识，也就很难形成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与术语。在没有形成系列共识性的概念和术语基础上，想要形成一些特有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处理资料的技术，显得有些急功近利，也就是说当前盲目的开展构建中国学派的工作，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虽然几经波折，中国化本土化或者中国学派中国道路虽然也时断时续，但是每当学科重建时，中国化的进程必然开始，在中国化的进程到达一定程度时，构建中国学派的呼声必然高涨，并提出了一些精辟的主张和见解。总之，中国学派的构建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学科独立的必然要求，是由学术自觉走向学术自信的必然结果。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