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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苏维埃民族学的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当时特殊的环境，全国上下“一边倒”向苏联。我国民族学界也按照苏联模式改造民族学，在这次脱胎换骨的变革中，人类学被取消，仅仅保留了体质人类学，民族学则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而存在。在学科定义上，民族学被认为是用直接观察的方法来研究世界上各族人民文化特点和生活特点，主要的研究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包括少数民族族别问题、少数民族社会性质、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的研究、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研究等;在著作译介和理论学说的引进方面，学术界开始大批的翻译了苏联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学者纷纷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指导民族学的研究，整个学科由建国前多种流派学说并存逐渐转向单一的苏联模式;在人才培养方面，一批苏联民族学专家来到中国，与中国专家一道指导参与了学科规划，人才培养计划的制定等，并派一批青年学生赴苏联学习。最具代表性的是苏联专家切伯克萨罗夫，他在中央民族学院开办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班，全面讲授民族学课程，参加这期培训班的大多数人后来成为民族学界的中坚力量。 与建国前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相比，二者不同的是前者是系学者们自发的引进，后者则多了些政治意味和意识形态色彩。相同之处在于在引进的方式上大致类似，都是著作的译介、规范的建立、人才培养的制度化等。另外，建国前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在进入中国后存在的中国化或者本土化问题在这一时期苏联民族学的引进中依然存在。学者们针对这一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并在学术实践中进一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苏联民族学理论做出了进一步的修正和改进。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科学界结合汉族的形成开展了对“民族”定义的大讨论，很多学者并没有教条式的运用斯大林民族定义，而是根据我国实际的情况，最终得出了汉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科学结论，最终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此次大讨论加深了学术界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理解，是苏联民族学中国化一次成功尝试，为民族识别奠定了理论基础。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则是另一次规模更大、影响更大、更为成功的苏联民族学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尝试。民族工作者们根据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的实际，最终在四大特征基础上，综合考虑各个待识别群体的历史渊源、民族意愿，广泛听取意见，最终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带有中国特色的兼具客观论和主观论等的民族识别理论，成功识别出了55个少数民族，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中国化最为成功的一次实践活动。 从该时期民族学人类学的概念和术语来看，大多采借自苏联，学界自己的创建虽有一些，但是不多。最为学界所公认的是前文所指的中国特色的民族识别理论。另外，从该时期苏维埃民族学对中国的影响来看，更多的体现在指导地位上，我国民族学基本按照苏联模式所规定的框架来补充内容，真正“中国化”了的，能解释中国实际情况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至于在广泛了解外来理论学说基础上发出构建中国学派或者中国道路的声音更是鲜少人问津。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当时的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苏联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为时较短造成的。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1949年以后我国摆脱了半殖民的状态，和西方学术界完全切断了联系，无论在学术语境上和还是时代场景中，都缺乏一个比较的对象。然而，苏联模式的民族学发展好景不长，民族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被彻底撤销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