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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中国民族史研究不仅应满足于追寻民族发展的历史轨迹，还应探求民族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开拓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新的突破，为新时期的民族工作提供更多的智慧，是中国民族史研究者的当务之急。正确把握民族史研究的方向，加强学科理论建设，使民族史具体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科学的基础上牢固地建构中国民族史学术体系，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在民族史资料收集整理方面，还存在着广阔的空间，需要进一步开拓视域，扩大范围，包括少数民族文字历史资料及波斯、阿拉伯等域外文献尤其值得重视。为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在新时期的发展，需要多学科协调并进，在多维视域中产生新的研究成果。当今，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深化，离不开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边疆学、地理学、考古学、宗教学、人口学、军事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学者的参与。在中国民族史学框架构筑上实现飞跃，使中国民族史学成为一门交叉学科、综合学科，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要求。为了开拓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局面，必须立足于探索，着眼于创新。 关键词：中国民族史；民族文献；研究方向；民族学；交叉学科 作者简介：罗贤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十九次年会在西南民族大学召开了。笔者借此机会，就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略表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期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加强理论建设 首先，我认为应该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历史研究，是盲目的研究；不以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清醒的历史工作者。事实也一再证明，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才能把握住民族史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做出科学的结论。如何使得我们的具体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地见出成效，并非易事。在这方面，还需要我们付出不懈的努力。 不论是研究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还是研究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历史，都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要历史地观察问题，另一个是注意历史发展的主流。如果不掌握这样的两个基本观点，有许多历史现象就解释不清楚，许多学术问题也就不会得到科学的回答。例如，我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的关系问题，就需要应用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基本观点给以分析，给以判断。历史的客观事实昭示出：第一，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巩固的过程。这里要明确两点：一是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是历史形成的，不是哪一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够转移的客观规律。二是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在此过程中，各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第二，在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是走过曲折道路的。但是，统一始终是历史演进的主流，尽管在我国历史发展轨迹中屡次出现分裂的局面，但都不过是暂时现象，最后总是复归于统一。这是我国历史事实一再证明的客观规律。我们研究我国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确实有一个分清现象和本质、支流和主流的问题。如果把历史发展中的支流当成主流，把现象当成本质，就会使自己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做出错误的判断，得出与事实相违背的非科学的结论。从这里我们可以更加深刻认识到：为了在历史研究中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学会并掌握“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观察分析问题的方法。 用历史的态度观察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同样是我们研究民族历史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都要放到他们所处的历史范围之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历史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其中许多历史事件都带有特殊性，都有它自己所特有的性质与规律。我们在研究时往往发现，不论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是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是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自有其出现的必然性和特殊性，因此不能采取一概而论的态度，需要依照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区别点上做出符合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才能避免研究工作中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所作的结论才能是具体的、符合实际的，才不至于是一般化的空疏泛论。列宁曾经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1]（P.401）。笔者认为，列宁的这句话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现在也并没有过时，仍然应该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作为指导。 曾担任过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的已故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进行具体分析，这是辩证法的精髓。——过去我们研究历史，说是研究历史发展规律。这话并不错，我们搞历史，要研究我国历史发展规律，研究全人类的社会发展规律。但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各有自己的具体情况。我们要注意到普遍规律是体现在具体规律之中的。个别社会的具体规律并不等于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但具体规律既依存于普遍规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社会发展规律间的差异也应该认为是普遍规律的一个方面。”[2]（P.275）白寿彝先生这段关于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之间关系的论述，是理解中国历史（包括中国民族史）的基本指导思想。 总之，加强学科理论建设，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从上世纪初开始，外国的御用学者就制造了种种涉及我国领土主权及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歪曲事实的论调。就以日本等国学界来说，自上世纪初开始，针对我国的历史，陆续出现了“南北对立论”、“异民族统治论”、“中国在边境无主权论”，进而又有所谓“征服王朝论”、“骑马民族论”、“国史中心论”、“文化主权论”等等所谓的“理论”。上述观点虽在表述上存在某些差异，但其根本点却有相似之处，即过分夸大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矛盾与对立，淡化汉民族同北方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抹杀中原汉族传统文化对北方民族的影响，否认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甚至认为长城以外从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些所谓“理论”，不仅在国外影响深广，而且至今还在我国一些学者当中得到默认[3]。可见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必须正确地掌握指导思想，对国外针对我国边疆民族的理论和观点进行认真的清理和科学的评论，从而牢固地建构我们自己的民族史学术体系，我们对此责无旁贷。可喜的是老一辈学人如已故的翁独健、费孝通、张博泉、陈连开等教授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了上述理论和观点①，从而为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而后来的一些专家学者如陈育宁教授、崔明德教授、程妮娜教授、伍雄武教授等人，也对我国民族史学理论的构建取得了突出的成绩②——他们都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