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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泛利用史料 以往在史学界曾经有过离开科学理论指导而“只凭史料说话”的观点，这自然是错误的。但也要认识到，我们坚持理论指导，并不是以此来否定史料在民族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恰恰相反，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研究尤需注重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运用。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4]（P.217）。因为每一份史料，都是攀登历史科学高峰的一块基石。正确的做法，就是使科学理论和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即在理论指导之下，分析钻研历史资料，在民族史的研究中不占有大量确凿的史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就成为一句空话，我们的学术就会陷于枯干僵死的局面。所以，能不能使科学理论和历史实际相结合，能不能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依据于翔实丰富的历史资料，关系到能不能使民族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的问题，不容忽视。 在收集、整理有关民族史的史料方面，需要开拓我们的视域，扩大我们的眼界。自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在搜辑史料工作中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绩有目共睹。但从整体上说，中国民族史学在史料的搜集、保存、整理和利用方面，还存在许多局限。长期以来，在这项工作中存在着视域比较狭窄、投入比较薄弱的情况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后我们应努力去做的，就是从具体史料整理出发，积累厚重而严谨的民族史及民族关系史的文献资料，再去研究比较宏大的学术课题，就能在细微史料中发现可探究的问题，在阅读深研史料的基础上，由史实发不得不发之论，就不会在我们的研究中时而有“凭空之举”，就能够避免产生本末倒置、议论空泛之弊病。 前辈史学家严耕望有一句名言：“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意思是好的史家不必讲求新材料，而能用寻常史料写出上乘文章。这的确道出了某些杰出史家的独到之处，但不能成为反对发掘和利用新材料的根据。事实上，现代史学的发展同不断发现和利用新材料有莫大的关系。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用心寻找和使用新材料[5]。具体到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目前汉文史料已经在国内外被广泛使用，但仍有拓展开发的余地。今后，除了二十四史等正史资料外，我们还应调动更多的人力、物力，运用现代研究手段，加强对野史、游记、档案、文集、笔记、写卷、碑铭、题壁、回忆录、访问记、地方志及文物遗址等各类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尽快培养出一批熟练的史料学专家和民族文献专家。西南民族大学的赵心愚教授长期以来，从史料学的角度对清代地方志这一特殊史料系统进行了整体和全面的研究，颇有建树，对提升藏学研究领域对清代西藏地方志这一独特史料系统的进一步利用大有裨益③。他在史料方面卓有成效的研究与整理，有利于学人，嘉惠于学界，值得发扬和提倡。另一方面，民族文字（除现代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外，也包括民族古文字、古文献以及域外有关史料）的历史资料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在对民族文字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尽管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广阔的开拓空间。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虽然汉族与少数民族始终处于交融共存中，但是族裔、文化、相对聚居地域的差异，带来了多样性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风貌。尤其是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满族、彝族、傣族、纳西族等拥有文字的民族，其用本民族文字写就的历史文献数量相当可观，是中华民族历史资料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是多学科的综合性著作，堪称独具价值的文化遗产，例如上世纪80年代发现的罗平彝文著作，约13万字，内容有天文、历法、哲学、历史、民俗、卜卦、地理、医药等等，可谓丰富多彩。此外，在波斯文、阿拉伯文、突厥文等域外文献资料中也有大量的民族史史料，弥足珍贵。但直至目前，还有堪称浩瀚的材料亟须加以搜集整理，以提供给学界研究之用，在这方面，可供开拓的空间极为广阔。我们应尽快地将民族文字资料的学术功能“激活”，使之在民族史研究领域内生根、发芽，开出绚丽之花，结出丰硕之果。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以刘正寅研究员为首的学术团队，正在着手进行名为《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专项研究课题。他们的主导思想即认为中国各民族史研究不能局限于中原视角、汉文化视角，不能仅以汉语文献、华夏传统文化话语来阐释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民族语文献所体现的多民族视角、多文化话语同样需要中国民族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通过系统深入地清理少数民族的现存全部史料，严格而谨慎地将史料的真实性和认知的真实性统一起来，就能有效地改变目前新史料缺乏的局面，就能在民族史学框架中，准确全面地描述中国古代历史的不同时期，各个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汇聚、融通的历史过程，再现中华民族成长发展的整体风貌，为构建新世纪各少数民族专史，乃至中华民族文化交流史的宏大叙事的理论体系奠定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