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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国联邦的没落与帝国研究的兴起 英帝国史研究真正步入正轨有赖于帝国研究热潮的兴起，而后者的出现则基于对帝国联邦构想的反思。从之前的讨论中可知，西利认为未来的英帝国将变为一个联邦制国家。所以，作为“帝国研究运动”(Imperial Studies Movement)的热情参与者，卢卡斯与艾格顿持有不同于西利的观点，两人笔下的英帝国史也显露出不一样的风格。但在具体讨论其间的传承与断裂之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帝国联邦的浮沉及帝国研究兴起的过程。正是伴随这一历史变动，以上两人的历史书写对于英帝国史才有了更显著的意义。 北美独立战争及之后不列颠第一帝国的分裂为殖民地负担论提供了事实依据。在这些人看来，殖民地在发展成熟后终将脱离宗主国的控制，因此维系殖民帝国的努力是得不偿失的。该说法在进入19世纪后仍然被很多人认可，以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1804-1865)为代表的“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便在宣扬它的过程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因帝国政策而产生的战争危险是自由与商业的敌人，所以唯有在帝国纷纷拆解后，以自由贸易为纽带的和平世界方能出现。但随着种族差异论的崛起，及全球经济的衰退，帝国团结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不仅原先的自由主义者开始为帝国统治辩护，整体的社会舆论也呈现出“转向帝国”的特点。帝国联邦的构想就形成于这样的氛围当中。(32) 根据迈克尔·伯吉斯(Michael Burgess)的说法，作为术语的“帝国联邦”于1853年首次出现于威廉·阿瑟(Rev.William Arthur，1796-1875)的言论里，巩固帝国的方式而非扩张的战略是这个概念的理论指向。但要等到20年后，以“帝国联邦”作为主题的文章才随着“转向帝国”的风潮而大为增多。(33)其中，爱德华·詹金斯(Edward Jenkins，1838-1910)发表于1871年的《帝国联邦》一文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在文章里依次探讨了以下几个主题，即英帝国应该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能够整合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联邦制是适合英帝国的结构形式，以及英帝国联邦内具体的制度安排。(34)而这样的主题又反复呈现在往后帝国联邦论者的文章里，比如说威廉·福斯特(William E.Forster，1818-1886)分别发表于1875年及1885年的《我们的殖民帝国》与《帝国联邦》；朱利叶斯·福格尔(Julius Vogel，1838-1899)发表于1877年的《更大或更小的不列颠》以及弗朗西斯·拉比利尔(Francis Labilliere，1840-1895)发表于1884年的《英格兰的收缩及其倡导者》等等。(35)在这些人看来，有形的制度建设才是帝国联邦论者追求的目标，所以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联邦制的具体规划，比如选举方式及议会的架构是关注的重点所在。(36)如果再略加检视一下相关人士在“帝国联邦协会”(Imperial Federation League)内的一些发言就能够知道，打造正式帝国的念头始终萦绕在这些帝国主义者的脑海当中。 协会的首次正式大会于1884年11月18日召开，但在此之前的7月29日，协会的临时委员会先召开了一次筹备会议。在会议的发言中，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亨利·霍兰德(Henry Holland，1825-1914)认为应先推进殖民地的联邦制建设；后供职于开普殖民地政府的约翰·梅里曼(John X.Merriman，1841-1926)指出帝国的共同防卫是重中之重，并提议设立一个殖民地委员会来专门协调相关事务；罗斯伯里伯爵(Earl Rosebery，1847-1929)则阐释了英帝国唯有建设成联邦制国家才能应对可能的战争威胁。(37)另外，这次筹备会议除了拟定之后正式大会邀请人员的名单外，还将一批咨询信寄予国内众多学者与政治家，而所得反馈里的议论也基本落在帝国普遍公民权、英帝国一体化及各部分共同行动等议题上。(38)西利不仅仅被推选为协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以负责协会剑桥分会的日常活动，还收到了咨询信。从其回信及之后的几次发言中可以看到，他与协会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都认为英帝国的联邦制建设离不开正式制度的营造。(39) 通过以上简述可知，帝国联邦运动试图把英帝国打造成有形的政治实体，使其变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统一国家。西利是其中的热情参与者，(40)他的言论与同道人士的论调相差无几，而《英格兰的扩张》一书销量的大大提升也主要得益于帝国联邦运动的发展，(41)所以该书的畅销只是正逢其时，西利之于帝国联邦构想的意义不应过分夸大。(42)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帝国联邦论者条分缕析地展示了未来英帝国政治架构的蓝图，但由于这些主张将要涉及到英国传统宪政体制的革命，比如说帝国议会的设置自然牵扯到英国本土议会地位的变化，后者可能就此降格为地方性议会，所以他们的计划往往不能被最高层的政治家接受，首相索尔兹伯里(Marquess of Salisbury，1830-1903)及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分别在1891年和1893年里拒绝了召开殖民地大会的提议。同时，也正如邓肯·贝尔(Duncan Bell)所言，联邦论者始终没能解决议会关系的问题，他们的言论也无法重构“宪政传统”的语言。(43)再加上协会财政上的日渐困难，英国本土的帝国联邦协会在1893年终告解体。(44)两年后(1895)，拖着病体的西利也告别了人世。 帝国联邦协会瓦解后，虽在诸如“联合帝国贸易协会”(United Empire Trade League)、“帝国联邦防卫协会”(Imperial Federation Defense Committee)或是“英帝国协会”(British Empire League)等小圈子里仍然保留了一些联邦论的因子，但是就像“圆桌派”(The Round Table)一样，它们都放弃了深入社会的作法，而改为走上层路线，也就是说这些团体把游说高官及影响政策制定作为推进帝国统一化的方法。(45)相反，众多学者和政治家开始反思既往的经验，进而认识到帝国联邦构想中关于正式帝国的言论过于乐观，制度化的国家建设还为时尚早，加强英帝国的情感纽带才是时下更为现实的作法。(46)帝国研究的热潮就兴起于这样的氛围当中。 支持帝国研究热潮的人士认为，时下英帝国并不具备成为一个有形统一国家的条件，唯有通过教育的方式来提振帝国意识及增进帝国情感，才能应对时代挑战，因此如何凸显与经营无形的纽带才是维系帝国团结的重点所在。20世纪的头几年里，这样的观点出现在很多热衷于思考英帝国未来命运的学者与政治家的笔下，比方说理查德·吉布(Richard Jebb，1874-1953)分别发表于1903年与1913年的《殖民地民族主义》和《大不列颠问题》；理查德·霍尔丹(Richard Haldane，1856-1928)发表于1905年的《教育与帝国政策》；埃德蒙·萨金特(Edmund B.Sargant，1855-1938)发表于1907年的《教育上的联合趋势》等等。(47)在这些作者们看来，英国教育中爱国主义的缺失令人担忧，因此帝国团结的加强就不能仅依靠物质性的因素，而要借助教育的手段，来首先培养出一种帝国的爱国主义。此外，根据彼得·耶恩德尔(Peter Yeandle)的研究可见，从19世纪末开始，在赫尔巴特(Johann F.Herbart，1776-1841)思想的启发下，英国中小学里围绕着英帝国主题开展的课程日益增多，将学生们培养成怀有“理智爱国主义”(enlightened patriotism)的合格的帝国公民是这些课程的教学目标。(48)可以说，在上述关于帝国教育的种种呼吁里，加强英帝国史的研究与教学是其中的重点。 其实当帝国联邦协会瓦解的伊始，强调英帝国史重要性的声音就已出现。在1895年皇家殖民协会(Royal Colonial Institute)的会议里，詹姆斯·邦威克(James Bonwick，1817-1906)就认为在告别休谟与麦考莱的史学风格后，以拒绝神话及追求真实的精神为主导，来书写殖民化的历史对于加强英帝国的团结至关重要。之后詹姆斯·惠尔顿(J.E.C.Welldon，1854-1937)更旁征博引的阐释了英帝国的命运与教育的发展呈正比，若要改变对帝国现状的无知与冷漠，就自然应将帝国史及地理学的知识注入到英国教育体制当中。(49)此后，1904年帝国联合会(League of Empire)成立了历史学分会，艾格顿与阿尔伯特·波拉德(Albert F.Pollard，1869-1948)、约翰·伯里(John B.Bury，1861-1927)等人一同成为了其中的重要成员。在他们的主持下，大量有关于英帝国史的论著得以出版，相关的教科书也应运而生。(50)等到1907年，帝国联合会更是牵头举办了一场“教育联合大会”(Federal Conference of Education)，大会里也专门设立了由伯里担任主席的历史学分会。在其中的讨论时间中，诸如麦金德(H.J.Mackinder，1861-1947)等学者都发表了看法。在他们看来，普及英帝国历史学是时下的当务之急。(51) 正如之前所言，除了帝国联合会以外，皇家殖民协会也是帝国研究热潮的重要推动者。在它的帮助下，赫伯特·加里森(W.Herbert Garrison)从1910年开始便在英国多地举办了一大批关于帝国议题的讲座。(52)之后，卢卡斯与西德尼·若也加入到了队伍当中，并在得到了米尔纳(Alfred Milner，1854-1925)等政坛人士的帮助下，于1914年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内成立了帝国研究委员会(Imperial Studies Committee)。他们试图以牛津大学于1905年设立拜特殖民史教席(Beit Professorship of Colonial History)的作法为榜样，推进大学里的英帝国史教育。之后在委员会的推动下，皇家殖民协会设立了名为“帝国研究讲座”(Imperial Studies Lectures)的教学项目。由此也正式掀起了一场名为“帝国研究运动”的风潮。(53)其中，卢卡斯与艾格顿不仅都是伦敦大学帝国史系列讲座的授课者，而且也是“帝国研究讲座”计划的策划人。(54) 从之后卢卡斯、弗里德里克·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1845-1937)以及阿瑟·牛顿(Arthur P.Newton，1873-1942)等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以推广英帝国史教育，树立帝国情感为己任的帝国研究运动已初具规模，(55)在此热潮下，英帝国史走向了前台。1919年伦敦大学也设立了帝国史教席，牛顿就是首位罗德斯帝国史讲座教授(Rhodes Professor of Imperial History)。 综上所述，随着帝国联邦论的没落，有形帝国的建设不再引人注意，无形精神纽带的营造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帝国研究的风潮就此兴起。依靠着这样的氛围，英帝国史研究才真正步入正轨，所以说西利开拓者的身份不应夸大，它其实成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转折年代中。在英帝国史开始备受重视的时期里，卢卡斯与艾格顿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两人所处舆论气候(climate of opinion)及论辩对手的不同，其笔下的英帝国有不同于西利的特色，因此简单的将两人视为继承者也未免过于草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