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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卢卡斯、艾格顿与英帝国史 一些学者将西利、卢卡斯与艾格顿归为一类来加以探讨并非完全错误，《英格兰的扩张》中的议题确实可以在后两人的著作中找到，其间确实存在着传承关系。(56)因此在详细阐述差异问题之前，以下将有必要先通过几点来说明三者言论里的共性。 第一，三人都认为英国的殖民化与帝国建设中都少有浓烈的军事压迫色彩，因此不是一个无机的国家。相比于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及葡萄牙帝国，英帝国更显天然，也更具活力。(57) 第二，三人都指出英帝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移民的扩散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所以帝国的纽带是共同的历史、语言、宗教及政治观念，因而可以被称为“更大的不列颠”。(58) 第三，正因为三人把英帝国当作“更大的不列颠”，种族的一致性就显得至关重要，所以他们都把英帝国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白人殖民地，其二是以英属印度为代表的依附殖民地，并且将帝国的未来命运寄托在前者的发展上。 第四，三人都阐明了英格兰国家的扩张应当成为梳理英国历史的线索，因此对其来说，撰写英帝国史是重塑历史学的契机。(59) 除了以上四点以外，卢卡斯、艾格顿与西利一样，都持有精英主义的态度，因而对时下大众民主化的前景充满忧虑，认为缺乏必要政治教育的工人阶级可能是引发社会危机的主体。(60)通过以上简明的归纳后可知，在英帝国的特质、英帝国的纽带以及英帝国史的价值等论断上，两人延续了西利的一些思考，因此将其视为后者继承者的作法确有事实作为支撑。但是这并不代表后来者只是重复或强化了既有论题，若进一步细究卢卡斯与艾格顿的英帝国史书写便能认识到，他们的论述中有着不同以往的特质。因此，以下将从几个方面来说明其中的差异，以及造成该现象的原因。 第一，在西利的英帝国史书写中，“国家”始终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英帝国建设者的个人行迹则沦为了整个宏大叙事的点缀。与之不同的是，在卢卡斯及艾格顿的历史书写里，个体的形象显得更为突出。 在西利酝酿《英格兰的扩张》之时，以帝国分离论及殖民地负担论为基调的“小英格兰主义”(Little England)尚活跃于舆论空间当中，葛德文·史密斯(Goldwin Smith，1823-1910)就是其代表。另外，麦考莱的作品与史学观念在历史学领域中仍旧占据着重要位置，所以与上述对象针锋相对的西利始终要将论证英帝国何以必然是一个国家作为核心关切。也正基于这个问题意识，在西利的英帝国史书写内，国家的成长是一切论述的中心，其命运的背后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个人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正如安德鲁·汤普森(Andrew S.Thompson)所言，在1900年左右，自由派与保守派在争夺帝国话语(Imperial Discourse)时，拆解英帝国的论调已不是这场“修辞战争”的主角。(61)即使是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成员或是著有《帝国主义》(Imperialism：A Study)的约翰·霍布森(John A.Hobson，1858-1940)，也都仅仅把矛头对准了不合理的帝国主义政策。对于他们来说，合理的帝国有其存在的价值。(62)所以，卢卡斯与艾格顿都无需像西利一样，把主要精力花在论证“更大的不列颠”何以可能，帝国又为何是国家等问题上。英帝国为什么或者怎样才能是一个“好帝国”才是他们关心的话题，因此英帝国道德性的讨论在两者笔下占有较大篇幅。在两人看来，英帝国之所以是一个“好帝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帝国建设者的道德。基于此，卢卡斯与艾格顿都乐于在个人行迹的描述上花费更多的笔墨，比如说后者除了著有对拓殖新加坡居功甚伟的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1781-1826)的传记外，还在皇家殖民协会的官方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有关著名殖民主义者生平的文章，从而合构成了一幅“殖民英雄谱”。在这些文章里，作者在简要介绍传主生活经历后，更是着意凸显他们在经营责任政府和保障英国人自由权上的工作。(63) 第二，在西利的英帝国史书写中，不列颠在诸多帝国竞逐新世界的斗争中脱颖而出，进而形塑出“更大的不列颠”的历史过程是整体论述的核心。与之不同的是，卢卡斯与艾格顿把讨论的重点从勾勒英帝国轮廓的变化转移到了清理殖民地内部结构之上。 正如之前所言，深受德国思想影响的西利把有机国家的生老病死，而非宪政发展、议会党争作为历史书写的核心。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时常批评辉格派的史学观念。但艾格顿更为重视宪政史的细节，与辉格派史学的关系也更加紧密。根据阿曼达·贝姆(Amanda L.Behm)的研究可知，形塑出上述思想倾向的原因离不开牛津大学的宪政史传统，从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1825-1901)到弗劳德(James A.Froude，1818-1894)，英国宪政史都是其思考的中心。另外，由于拜特殖民史教席设立的初衷便是培养帝国政治家，因此宪政史的内容自然是教学的重心所在。(64)除了以上因素以外，德国舆论对英帝国的“污名化”是卢卡斯、艾格顿所要回应的声音。其中艾格顿在发表于1914年的两篇文章中，借着简要概述英国殖民史的机会来指出，相比于德意志帝国建设中的军国主义色彩，自由是英帝国原则内的要义，后者以多样性和统一性相整合的方式保障了殖民地的民主。与之相似，卢卡斯不仅把德国当作比较的对象，还将古代诸多帝国的历史纳入到论述当中，进而阐释了英帝国在建设自由和民主社会上的贡献。(65)也正因为两人都以描述英帝国体制建设中自由、民主因素的方式，来与“污名化”英帝国的论调争辩，所以殖民地责任政府的建设就成为了其英帝国书写里的重点。基于这点，就能够知晓为何盖·卡尔顿(Guy Carleton，1724-1808)、达勒姆勋爵(Lord Durham，1792-1840)以及爱德华·威克菲尔德(Edward G.Wakefield，1796-1862)等人的殖民政策在两人的论述中占据较大比重。另外，也能理解艾格顿在自己的成名作《英国殖民政策简史》(下文简称《简史》)里专辟一章讨论“系统殖民”，并且在之后不断强调殖民地宪政发展重要性的原因。(66)对于两人，特别是艾格顿来说，英帝国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不是西利口中的国家扩张，而是重商主义、殖民地自治政府及殖民地联邦建设。(67) 第三，在西利的帝国史书写中，“更大的不列颠”成长为联邦制国家被视为必由之路。在他看来，凭借着现代科学与制度创新，英帝国联邦不但可行而且必需。与之不同的是，虽然卢卡斯和艾格顿也注意到了科学进步之于帝国命运的影响，(68)但与当时呼吁加强帝国教育，推进帝国研究的人士一样，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通过英帝国史研究与教学，来营造无形的精神纽带。 在《简史》的开端，艾格顿就明确指出了殖民地对目前状况感到满意，无意于在自身与母国间建立起更紧密的有形纽带的现实，因此认为以建设帝国议会的方式来营造联邦制国家的计划并不可行。之后，他更是认为由于帝国团结事业的主动权转移到了殖民地自身手中，所以西利将英帝国视为统一的“世界国家”的作法已显得不合时宜，从目前来看，只有通过教育来把殖民地本土主义和帝国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才是较为现实的出路。(69)与之相似，卢卡斯也看到了英帝国正处于十字路口的现实，认为由于殖民地里的情况各不相同，民众对于帝国的看法五花八门，因此设立一个统一的帝国议会的想法并不合理，帝国联邦的计划也值得怀疑。面对这样的困境，他觉得时下学者与政治家的任务是经营无形的精神纽带，在母国和殖民地之间树立更为坚实的亲属感，因此在《更大的罗马与更大的不列颠》一书的最后，其写道：“增加一种关乎帝国爱国主义的亲情感，并使之与共同的利益相符合；对于面向未来的年轻人来说，尽可能的分享这种伟大的情感，就能够战胜恐惧。”(70)所以，正是基于以上的思想倾向，卢卡斯与艾格顿才格外关心英帝国史的研究及相关教育的普及工作，并成为了整场“帝国研究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对于他们来说，此时英帝国史的书写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就像我们学习历史后所知道的那样，在我们自己身上，以及在个人与几代人的错误与失败背后，都可以看到或隐或现的天定命运，这样的神圣意志掌控着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的发展。”(71) 综上所述，虽然卢卡斯与艾格顿的论著中可以找到一些西利式的论调，但正因为英帝国政治议题、时代氛围、论辩对象以及理论基础等因素的变化，所以相比于西利，两人笔下的英帝国史有着别样的面貌，个体的英雄伟业、充满道德说教意味的申明显得格外突出。另外，由于西利深受“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影响，(72)时常批评以麦考莱为代表的辉格派史学，因此他在叙述英帝国的历史时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军事、外交等关键政治事务上，而撇开了种种有关于盎格鲁-萨克逊人优越性的观点，(73)但是对英帝国的道德念兹在兹的卢卡斯和艾格顿则乐于从天定命运的角度来为英帝国的统治辩护，因而也更具有“盎格鲁中心论”(Anglocentric)的色彩。(74)这样的倾向在20世纪初，特别是一战期间的英帝国史书写中显得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帝国研究运动”便以激发帝国荣誉感，树立帝国爱国主义为要务。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西利、卢卡斯与艾格顿常常被放在一起来加以讨论，其间的共性是学者们的关注点。但如果细究三人的学术脉络与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动就能够看到，他们撰写英帝国史的意图不尽相同。对于西利来说，其笔下的英帝国史深嵌于“国家”论题之中，《英格兰的扩张》更称得上是清理麦考莱史学遗产的范本，因此他作为开拓者的身份是值得怀疑的。而对于后两人来说，他们的英帝国史书写与帝国研究热潮相同步，其希望通过相关的研究与教育来加强帝国间的情感纽带，因而是将英帝国史推向前台的重要推手，所以也就更配得上开拓者的称号。 可以说，“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离不开英国的海上霸权和欧陆均势，因此正如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所言，当欧洲形势愈发混乱时，维护英帝国的稳固将是一个无法承受的重担。(75)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庞大的英帝国即将走向终点。从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西利、卢卡斯与艾格顿都误读了时代，其“喜剧式”的情节化模式与“悲剧式”的历史走向之间交织出一幅颇具讽刺意味的画卷。(76)在后帝国时代里，他们的论著逐渐湮没无闻。但不可否认的是，英帝国史的历史书写确实拓展了英国史的视野，使得历史学家们开始意识到，如果缺乏对帝国或世界范围内的互动的认识，就难以理解英国本土的历史。所以，以上三人的工作并未全然失去意义，在诸如约翰·波考克(J.G.A.Pocock)所提出的“新英国史”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帝国史书写的遗产并没有被彻底遗忘。(77)而在如今全球史或帝国史研究的热潮下，他们的名字也需要被一再提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