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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疆盛世才政权与苏联的关系是民国时期中苏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而又缺乏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图就其中一个方面——盛世才与苏联结盟的原因作一初探，笔者认为盛苏同盟是建立在盛苏相互利用、相互需要的基础上的，即盛世才为击败政治、军事对手，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需要取得、利用苏联的援助，苏联为维护其中亚地区的社会稳定、远东安全，并谋求在新疆的权益，也需要利用、扶植盛世才。 关键词：盛世才；盛苏同盟；新疆；苏联远东地区安全 一 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取得了新疆合法统治者的地位，但他却仍处于马仲英、张培元、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以下简称东土）等强大敌对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为击败对手，盛于1933年10月派外交部驻新疆办事处处长陈德立、新疆航空队队长姚雄赴莫斯科向苏联请求军事援助。12月，斯大林调驻塔什干外交特派员阿布列索夫为苏联驻迪化（即今乌鲁木齐）总领事，偕陈、姚来迪与盛世才直接谈判[1]。斯大林给阿布列索夫的指示是：“告诉督办， 苏俄的政策就是给他支持与援助，使他能够镇压内部的一切纠纷和混乱”[2]。阿布列索夫到迪化后， 盛与之立即达成秘密协议。目前，笔者还没有搜集到有关该协定的原始文件，但各种资料显示，其主要内容如下： 苏联售盛300万卢布的军火，包括30架飞机及飞行员、机关枪、 步枪、通讯器材等军用品，苏联装编“阿尔泰归化军”进入新疆帮助盛世才剿灭马仲英、张培元等反盛势力，平乱后该军立即撤回[3]。 盛世才则表示在将来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准能够接受共产主义时可以实行共产主义[4]， 新疆对外重大事件商诸于苏联领事或征求其同意，重要官员之进退须征求苏联领事的意见或经其考查[5]。盛世才答应给苏联在新疆开采石油金矿的让与权以及由朱古察克筑一条铁路到迪化的权利[6]。苏联同意盛世才手下的白俄归化军不必解散，仅加以清除，并由苏联代表所同意的军官担任指挥[7]。 该协定的达成标志盛苏同盟的形成。苏联给盛世才以武器援助并直接出兵帮助盛世才击败对手、平定内乱，以军事手段支持并间接控制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是盛苏军事同盟的核心；盛世才对新疆社会发展方向的许诺以及苏联对新疆内政外交大权的控制奠定了盛苏政治同盟的基本准则；苏联在新疆享有的单方面经济权益决定了盛苏经济合作关系的特点。 盛苏秘密协定达成后，苏联即派“阿尔泰归化军”（实为苏联红军）分兵两路进入新疆，到1934年7月，先后消灭了张培元、东土、 马仲英等反盛势力的主力，并迫使其残余势力与盛和解。这样，在苏联的援助下，盛世才击败了对手，稳固了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 二 盛世才主动同苏结盟，是盛为巩固自己在新疆统治地位的需要。 盛世才上台之初面临的严峻军事形势迫使他谋求外力援助，以击败对手，稳定自己的统治。 盛世才上台后，迪化形势岌岌可危，他虽于1933年6 月间在紫泥泉战役中侥幸击退马仲英，暂时解除了迪化城围，但其统治区仍处于马仲英势力包围之中。在迪化城东南面，“由镇西（即巴里坤）、哈密，以迄鄯善、吐鲁番一直到焉耆一片广大而出产丰富的地区”，均为马仲英占据；“北疆由镇西向西北沿外蒙边缘到阿尔泰南部是马仲英的势力范围”；在迪化城南面，“马世明（马仲英部属）的势力已越达坂城到柴窝堡距迪不到百余里，有时达芨芨槽距迪化不过四十里”[8]。西面伊犁又为张培元所把持，而张氏与盛向来不和，1933年9 月，张、马达成共同夹击迪化的协议，拟马、张南北分治。这样马、张等反盛势力对迪化已构成四面合围之势。从军事实力上看，盛部15 000人，马部万余，张部6 000人， 盛与张马实力大致相等[9]。因此，盛世才在回忆录《牧边琐忆》中也认为“以声势论，是张马为优，以实力论，则双方相等”[10]。但盛部中5 000余东北军不愿卷入内战，对与张马的作战表现消极，盛对2 000 名归化军（金、盛时期招募的俄国十月革命后滞留新疆的白俄军）的态度也有疑惧[11]，还担心张培元拉走金树仁旧部[12]。再者，盛防区狭小， “仅东至奇台（即古城）、西到塔城”，且“盛防区存粮不足一、二月之用”，而张马不仅对盛统治区构成合围之势，且其防区“出产富庶，补充给养毫无恐慌之虞”[13]。因而，从军事实力对比看， 盛也处于明显不利位置。1933年8月，马部向迪化推进，重构对迪化的包围之势， 彭昭贤（当时任国民党新疆省党务指导员）在《政海浮沉话当年》中回忆：“迪化城围两个多月，马仲英的围城部队既没有攻进城来的力量，盛世才的守城部队也无力对马部实行反攻，可是日子拖延久了，城内的粮食首先发生了问题……假如这样僵持下去，迪化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迟早将落在马仲英之手。”[14]因此， 盛世才欲挽救危局，势必要争取外援。 向谁求援呢？争取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自然是盛世才的最理想选择，但如盛世才在他与美国学者惠廷合著的《新疆：是枢纽还是抵押品》一书中所言，“当时中央政府正应付共匪的叛乱，同时应付日本军阀的侵略，欲从南京方面获得帮助亦不大可能”[15]。而且， 南京对盛并不信任，并试图借马张牵制盛世才控制新疆，这与盛独霸新疆、排斥南京势力入疆的企图发生了根本冲突，结果盛与南京中央政府的矛盾愈来愈深，使盛更加担心南京会“乘人之危”，而不敢向南京求援[16]。这样，在争取南京政府帮助客观上不大可能、主观上又不情愿的情况下，盛世才把目标转向了争取外国势力的援助上，而当时对新疆局势有影响力只有英国、日本和苏联。从英国方面看，新疆与英国本土相距遥远，英国主要是通过印度对新疆施加影响。而新疆与印度交通极为不便，新印间仅有三条山道，均须翻越昆仑山脉，且常年大雪封山，每年只有三、四个月可以通行[17]。 新英相距遥远及新印交通阻塞使盛世才认识到从英国方面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支持，盛之前任金树仁为镇压哈密民变和马仲英骚扰曾向英国洽购过为数不多的军火，可因交通不便事经一年多这批军火还未运完即是前车之鉴。而且此时南疆已为东土和马仲英控制，经过南疆从英印获得援助更加困难。况且，当时英国已支持东土伪政权与盛为敌，盛再向英国求援已不大可能。盛世才曾留学日本，表面上看来他有转向日本的可能。但日本在新疆的影响仅局限于在东京宣传鼓动新疆分裂祖国，在新疆谈不上有什么实力，而盛与日本在华侵略势力的联系通道也为马仲英、西北马家军、外蒙重重拦阻，当时又有日本支持马仲英之说，盛东北军人的出身也难获日本人的信任，况且在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与日本勾结也非明智之举，因此寻求日本支持对盛来说并不实际。因而在难以从南京政府、英国和日本得到有力支持的背景下，盛世才只有向苏联求援。除上述原因外，还有如下几方面的因素促使盛世才坚定向苏联求援的想法： （一）苏联对新疆政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30年代初期新疆社会的动乱引起了苏联的严重关注并对新疆局势进行积极干预：早在1931年苏联即与金树仁签订了《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给金以军火援助；1938年又允许一支东北抗日军转道苏联进入新疆以帮助金树仁加强迪化城防[18]；此间，苏联对哈密民变首领和加尼牙孜也提供过武器援助[19]。苏联的这些举动表明它决不愿置身于新疆事态发展之外。这样，由于苏联对新疆政局的干预，加之苏联与新疆便利的地理交通以及苏联本身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苏联实际上已成为决定新疆政局发展态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这些都使盛世才确信：如能获得苏联的支持，他无疑将取得新疆军事政治斗争的胜利。况且，新疆与苏联中亚地区在历史上形成传统的密切联系，金树仁统治时期（1928—1933年）新疆经济就已形成了对苏贸易的严重依赖，从长远来看盛世才要维护自己在新疆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也需要与苏联搞好关系。 （二）盛世才对手向苏联的求援活动。当时，马仲英、和加尼牙孜也认识到苏联对新疆政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并试图利用苏联的帮助来达到他们夺取新疆政权的目的。马仲英认为“新疆……与苏联几千里国境毗连，只有与苏联搞好关系才有最现实的意义”，也希望从苏联“获得国际间的援助，支持他在新疆的统治”[20]，并派陕北人惠大山前往阿山和苏联领事馆联络，只是因“谣传马有亲日嫌疑所以未成事实”[21]。东土成立后，伪总统和加尼牙孜也“决定派外交部长向苏联换取武器……并派人……到苏俄交涉承认”[22]。可见，马仲英、 东土也希望借助苏联的支持推翻盛在新疆的统治取而代之。这更促使盛世才尽快转向苏联求援，以免自己在与对手争取外援的斗争中陷于被动。 （三）在争取苏联援助上，盛相对于他的对手有两个方面的有利条件。这使盛自信能获得苏联的支持，因而更倾向于求助苏联。 其一，作为中国中央政府任命的新疆省政府的当权者，盛在对苏关系中居于有利地位。盛可以以新疆新政府的名义继承前政府与苏联的条约关系，要求莫斯科运送其前任金树仁暗地向苏联洽购的军火。而马仲英、东土在争取外援方面则明显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因为对新疆省合法政府的反叛者马仲英的支持意味着鼓动新疆内乱，对东土伪政府的支持则意味着分裂新疆分裂中华民国，这势必给苏联与南京的关系带来极大的麻烦。马仲英、东土的这种不利地位使他们难以得到苏联的有力支持。 其二，在个人政治背景上，盛世才相对于其对手也处于容易获得苏援的有利地位。盛世才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接近，使人容易相信他属于亲苏派。相反，马仲英因雇佣日本间谍大西忠，被认为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东土则受英国支持。显然，作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盛世才与英日帝国主义代理人马仲英、东土相比更易获得苏联的支持。 盛世才的这些有利条件使他很快与苏联建立了密切关系。盛入新后就经常与苏联领事馆秘密联系，1933年9月7日盛宣誓就任督办时，苏联领事馆出席人员包括驻迪化总领事孜拉肯在内竟有89人之多[23]。盛与苏联领事馆的密切关系为他后来争取苏联援助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之，在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在盛世才看来，他要击败马仲英、张培元、东土等敌手，挽救危局，只有向苏联请求援助。 三 苏联为什么支持盛世才呢？这是苏联远东战略安全需要及其民族利己主义作用的结果。 1931—1933年新疆的动乱不仅使苏联与新疆的贸易关系受到严重影响，而且，由于苏联与新疆有2 000多公里的国境线相连， 加之苏联中亚地区与新疆在历史上形成了密切的民族、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联系，新疆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及战乱对苏联中亚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因为“泛伊斯兰主义是没有界限的，它同样能轻易地传播到苏联中亚地区”[24]。因此， 不久前才镇压中亚巴斯玛游击队民族运动的苏联[25]， 无论从维护对新疆经济贸易利益方面还是从保持中亚社会政治稳定方面考虑，都希望新疆结束战乱，早日实现和平安定。 帝国主义觊觎新疆并试图以新疆为跳板绞杀苏俄已非一日。早在苏俄内战时期，英日帝国主义就企图把新疆变成反苏基地。30年代初期，新疆的动乱再次燃起了帝国主义的这种野心。日本在东京出版了鞑靼文《日本通讯社》，大量刊载煽动新疆人民背叛祖国的通讯和文章。日本招纳苏联中亚逃民成立组织，并准备把土耳其末代皇帝的弟弟扶植为新疆未来的大土耳其王国的傀儡国王[26]。日本还派遣特务大忠西打入马仲英的内部，企图利用马仲英在新疆建立回教国。日本在新疆的活动又与它在华侵略活动结合起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对华北的蚕食，已使苏联在外蒙的地位受到威胁，现在它又试图把势力伸到新疆，如果它对新疆的野心得手，日本将从中国新疆到中国东北对苏联远东地区形成一条月牙形包围圈。当时，同样令苏联不安的是，纳粹德国也与日本军阀“北进论”叫嚣遥相呼应，希特勒断绝了魏玛共和国时期与苏联的经济军事合作，抛出了“生存空间论”，把苏联定为扩展生存空间的对象，并通过土耳其、阿富汗向新疆渗透，一时间，新疆成了德日反苏反共势力的交汇点。东西法西斯在新疆合流的这种危险也促使苏联密切注视新疆局势的发展，斯大林认为：“新疆不仅为中国的后门，亦为苏俄之后门”[27]， 在新疆的帝国主义必须清除。 二三十年代，英国在与苏联争夺新疆商业势力范围的竞争中逐渐败北，为了不让苏联的影响进入印度，并加强对新疆、中东的争夺，也利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企图在新疆建立一个缓冲国，并派人到新疆秘密组织了一个拥有会员达3000多人的伊斯兰教会。新疆动乱期间，它认为时机已到，把它长期培植起来的大土耳其主义者输送到南疆鼓动暴乱，指使沙比提大毛拉、伊敏在喀什成立了伪东土政权，同时于1931—1933年间再次派遣斯坦因探险队到新疆“考古”，对南疆叛乱进行策应[28]。东土的政策，按英国驻喀什领事所述就是：“摆脱苏联的控制，保持与英国的友好关系， 并尽可能从英国获得援助。 ”[29]东土还与苏联中亚反共逃民勾结一起，在英国的支持下从事反苏反共活动。英帝国主义在新疆支持反共反苏伪政权，引起了苏联的不安，它告诫南京说：“我们并不介意你们中国人是否听任东土的存在与发展，但如果你们允许东土成为第二个满洲，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保卫自己。”[30] 英、日、德帝国主义利用泛伊斯兰主义、中亚反共逃民，趁30年代初期新疆动乱之机，在新疆扶植反苏势力，建立反苏政权的一切活动，直接影响到了苏联中亚地区的社会稳定，对苏联在外蒙的地位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并进而影响到苏联远东地区的战略安全。因此，为了维护中亚地区稳定，确保远东地区的战略安全及对新商业利益，苏联绝不愿看到新疆出现一个受英日支持的反苏反共政权，而十分希望新疆结束动乱，建立亲苏政权，粉碎帝国主义反苏反共阴谋。建立亲苏政权必须首先解决支持人选的问题，而当时，可供苏联考虑的人选只有东土、马仲英和盛世才。 从东土来看，虽然东土伪总统和加尼牙孜与苏联有一定关系，但如前所述，东土与英国早有勾结，它实际上为亲英派沙比提大毛拉所把持，因而苏联决不会把建立亲苏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东土的身上。马仲英是新疆政权最有力的争夺者，但国民党36师师长的头衔及其与日本勾结的传闻，使苏联对他不大放心。况且，盛世才为抬高自己在苏联人面前的身价，也抓住马仲英的辫子不放，极力宣扬马是日本侵略军的走狗，这更增添了苏联对马仲英与日本勾结的怀疑[31]，失去了对马的兴趣。这样，作为最后的选择，苏联只有把建立亲苏政权的希望寄托在盛世才的身上。 起初，苏联对盛世才也持怀疑态度。盛世才自己承认：“因本人系日本陆大出身，恐将与马仲英合流作日本法西斯野心侵略军阀的工具。”[32]盛世才留用背弃马仲英的日本间谍大西忠后，苏联更“畏盛接受日本的援助”[33]。苏联对盛成才手下的2 000名白俄归化军也极不放心，苏联还打消了盛世才用苏援武器招编5 000 名阿尔泰归化军的想法，因为归化军原系白党仇视苏联[34]。 但盛世才很好地处理了这些问题，首先是于1933年10月逮捕了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格里米肯。盛还极力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在与苏联领事馆人员会谈时满口马列主义词句，并在自己的书房中布置马列主义书籍；派陈德立赴苏求援时，盛又特意嘱托陈向莫斯科倾诉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目前台湾所披露的资料看，盛在日本的确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盛在回忆录中也自称曾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错误理论所迷惑的青年”，去新疆的动机是为了“看看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苏俄的实际情况如何？斯大林是怎样领导世界革命？以决定我一生的信仰”[35]。 盛的一些同学朋友也称盛“于民国十五年时曾在日本研究共产主义，参加组织”[36]，盛入新顺利及能获苏联支持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全是因为“他在日本已参加共产党组织”[37]。 盛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使苏联对他产生了好感，认为他不失为在新疆建立亲苏政权的合适人选，而且，“在苏联眼中，盛也是一个杰出的军事领导者”[38]，有能力统治好新疆。 再者，盛世才是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新疆边防督办，支持盛也可以使苏联避免支持其他人选所带来的麻烦，因为按斯大林的逻辑“苏联当年援助与它素无关系的盛政府也就是间接援助了中国的中央政府”[39]。 这样，一方面是盛世才在强敌威胁之下需要外援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苏联为维护其中亚地区稳定和远东地区战略安全，为扩大在新疆权益，也乐于援助盛世才，以在新疆建立亲苏政权。正是在这种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的基础上，盛苏同盟很快建立起来了。 注释：[1][2][5]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九，载(台北)《传记文学》21卷第1期，第78、77、77页。 [3][4] 盛世才:《十年回忆录》，载(台北)《自立晚报》1953年1月12日。 [6][7] 大卫达林苏联与远东转引自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九，载《传记文学》21卷第l期，第78、78页。 [8][9][10] [13][14][15]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九，载(台北)《传记文学》21卷第l期，第71、71、74、71、74、78页。 [11]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第564页。 [12] 陈伴:《张培元、马仲英联合反盛失败经过》载《新疆文史资料选编》第6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7页。 [16] 盛上台后，南京对盛的督办之职迟迟不予任命，汪精卫公开提出外交军事统一于中央等任命条件，并派黄慕松人新，试图以废除督办制为名削弱盛的权力，盛则发动“二次政变”，捕杀黄的党羽并软禁了黄，南京被迫任命盛为新疆督办。但不久，南京又派罗文千人新“监誓”盛就职，敦促盛与张、马议和，改组省政府，试图借张、马牵制盛，盛强行通过与张、马再战决议，逼走罗文干，盛与南京矛盾急剧恶化。 [17]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684-685、549页。 [18]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684-685、549页 [19]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生年版，第133-142页;尧乐博士:《拒受斯大林回王国玺》，载《传记文学》(台北)第13卷第4期，第75-76页。 [20] 杨清波:《马仲英人新随军见闻》，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4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10页。 [21] 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十一，载《传记文学》21卷第4期，第90页。 [22] 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十载《传记文学》21卷第2期，第94页。 [23] 盛与苏联领事馆的接触在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七、八、九均有记载，详见《传记文学》第20卷第4、6期之第66、85页，第21卷第l期第78页。 [24][25] Arthur C.Hasioris：Soviet Political. economic，and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Sinkiang from 1928 to 1949.Garland Publishing，Inc.NewYork and london1987p.90-91、P.74. [26] Nyman，Lar-Erik：Great Britian and Chinese，Russian and Japanese interests in Sinkiang，1918-1934.Stoeknolm，Essette Studium，1977.p.118. [27] Whiting Allen S，and Sheng Shih-ts’ai:Sinkang:Pawn or Pivot?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Vniv.Pr.1958.p.164. [28] 文斐然:《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破裂》载《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0-11页;《新疆五十》，第223-224页。 [29][30] Andrew D. Forbes:Warlords and Muslin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Cambridge Univ.pr.，1986，P.113一114、P.114. [31] 在盛世才的大肆渲染下，莫斯科似乎相信马仲英与日本有勾结，当时莫斯科塔斯社持此观点，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也认为:“马仲英系新疆敌人，亦系苏联的敌人，因为马仲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但马、日勾结仍缺乏有力证据。参见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九、之十。 [32] 盛世才:《十年回忆录》，载(台北)((自立晚报)1953年l月12日。 [33] 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七，载《传记文学》20卷2期，第68页。 [34] 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九，《传记文学》21卷第1期，第81页。 [35] 盛世才;《从南京到新疆》载《传记文学》第17卷第2期，第93、94页。 [36] 张大军:《盖棺论盛世才》之二.载《传记文学》19卷第6期，第25页。 [37] 宋念慈:《我所认识的盛世才》载《传记文学》筋卷第5、6期，第80、106页。 [38] Arthur C.Hasiotis：Soviet Political，economic，and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Sinkiang from 1928 to 1949.Garland Publishing.Inc.NewYork and Iondon1987.P.92。 [39] 吴霭衰:《中苏关系》，纽约1950年版，第257-258页，转引自《新疆五十年》，第19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