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知识变迁来解说政治变迁，是知识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研究方法。早在清末就有不少学者从学术竞争力、知识竞争力的差异角度寻找过中西方近世文明兴衰的根源。他们认 为“泰西何以强?有学也，学术有用，精益求精也。中国何以弱?失学也，学皆无用，虽 有亦无也。”(注：贯公：《振兴女学说》，《开智录》，1901年3月5日。)国学大师梁 启超更是直言“天地之间独一无二的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 注：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215页。)这是一条把学术、知识和文化视为影响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的理路，后来成为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思想资源。然而，“五四”之后，知识之维的解释 权完全被经济之维、阶级之维所取代了。上世纪后半叶，西方后现代主义为挑战启蒙运动理论范式的解释霸权，树起了“创新知识—解构传统—建构多元”的理论范式。尽管 后现代理论的诸多方面仍受到质疑和批评，但它无疑是对经济的、历史的“元叙事”方 式的冲击。(注：[美]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本文选择晚清译书业的兴起和发展作为观 察传统政治转型的切入点，正是透过知识变迁来理解政治变迁，以补足“经济—政治” 、“阶级—政治”等研究范式的尝试。晚清译书业的兴起和发展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发展现象，而是传统政治在危机面前对知识领域的吁求。从晚清译书业主体、内容及目的 的转换中，可以窥视出我国传统政治转型与知识转型间的互动逻辑。 一、知识权力化社会：我国传统政治转型的逻辑起点 要把握中国传统政治变迁的逻辑 ，不能不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特征谈起。人们熟知，古典经济学家曾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依据把中国传统社会概括为东方型社会的典型，认为在传统中国支配社会发展的力量是水利—农业—经济。韦伯批评这种分析方法是把“经济的”、“由经济决定的”以及“与经济有关的”因素混淆了。他从寻找传统中国社会的中轴结构中，发现“中国是官僚体制国家的样板之一”，支配社会发展的力量是“官吏的成长制度”和“行政手段”。(注：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其他更为人熟知的说法还有自给自足社会、专制社会、儒教社会等等。可谓见仁见智。但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和依赖路径看，更应该将传统中国视为知识与权力密切联姻的典型，即知识权力化社会。也有学者把它解读为一种“知识政治化”与“政治知识化”高度统一的社会。(注：刘建军：《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一项对政治知识基础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0页。) 所谓知识权力化社会是对我国自魏晋门阀社会解体、隋唐科举制确立至清末1300多年 来逐渐形成的以掌握知识(获取功名)作为社会配置政治权力的基本制度的概括。其主要 特征表现为：(1)传统中国皇权的合法性不像西方那样由人格化的神来赋予，而是笼统地表述为“合乎天，顺乎民”，因而有赖于知识阶层来解释。政治层面有着强烈的知识化需求。(2)臣民普遍以孔孟倡导的“学而优则仕”为求知动机，“朝为田舍郎，暮登 天子堂”成为天下读书人最理想的归宿。而朝廷也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作 为向社会分配政治权力的指导思想。知识与权力的紧密连接在朝廷和社会各阶层间都达成了普遍的共识，知识阶层更有政治化的追求。(3)朝廷以科举制为核心，配附一系列 的政治、经济、法律及社会特权，将读书人罗致其中，为知识权力化社会的维系提供了制度支持。(4)尽管朝廷有多种选官进仕的途径，但朝廷和社会各阶层间均以读书科考 为入仕和晋升社会地位的正途，使知识权力化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传统中国的知识权力化性征与西方社会传统中的财富权力化属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分析西方传统社会的变迁，理应把土地、资本、财产和贸易等经济性要素作为核心变量 。但在传统中国，虽然对土地的占有是重要的，可它不构成分享政治权力的基本依据。 比如，绅士不论作为民间社会的一员，或是朝廷官员管理社会，其权力都因他们的学衔所表现的资格而获得，“一个绅士即使没有土地也可拥有很大的权力，而没有绅士身份 的地主却无这样的权力。”(注：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 中作用的研究》(导言)，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因此，在知识权力化社会背 景下，思考中国传统政治转型问题，仅仅抓住经济成长和阶级分野等因素，说服力就不 充分，还需探讨知识和政治的互动逻辑，特别是旧有知识应对政治危机的能力，以及知识阶层与当局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当传统知识足以应对政治危机的挑战，从而维护传 统政治的合法性时，知识阶层与当局的合作关系会存续下来，知识转型和政治转型都不 会有动力。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的超稳态正是在儒家德性知识特有的应变力和知识阶层与当局的密切合作基础上取得的。但当传统知识不足以化解政治危机时，知识转型就会浮 出水面，这将从根本上动摇知识阶层与当局合作的原有基础。因为，要么知识阶层与当 局都完全接受新型知识，进行脱胎换骨的革新；要么知识阶层与当局分道扬镳，传统政治完全被新知识阶层抛弃，两种情形都将引发传统政治的转型。质言之，全新的政治危 机击溃传统知识所能达到的应变力是传统知识转型的起点，而知识转型的成功与否又是 政治转型成功的关键。所以，时人在目睹了晚清洋务、维新和新政诸法之救亡落败后，翻然悟出“学战”重于“商战”和“兵战”，惊呼“今日言兵战、言商战，而不归于学 战，是谓导水不自其本源，必终处于不胜之势”(注：张继煦：《湖北学生界叙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上册，三联书店，1977年，第436页。)是情理之中的。 但在知识权力化社会中，由于知识受到政治层面的制约，知识扩充的空间极为有限，知识创新更被斥为异端之举。因此，知识转型和政治转型注定是被动的。如果没有异质 政治力量和异质知识体系的挑战，中国传统知识与传统政治还将合作下去。晚清译书业 的兴起就是为因应异质政治力量的挑战而导入异质知识体系的先声，因而也是推动中国传统政治转型的先声。 二、从政治危机到知识危机：晚清译书业的兴起 译书本是不同知识体系间交换信息的寻常渠道。但历史上中国的译书业在经历了魏晋至隋唐的繁盛后，长期沉寂，经明清之交的短暂浮现，到晚清才真正蔟涌而兴，这绝非 文化交流内在规律使然，而是由政治层面的需求推动的。也就是源自十九世纪中叶起传 统政治与西方势力搏弈落败而对传统知识产生的压力。众所周知，在为传统政治提供合法性解释的传统知识内部，有三个相互支撑的结构，即“天人相予”的道统，解释传统政治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道器有别”的治统，说明治国所恃的知识资源，所谓“立国 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夷夏大防”的邦交准则，这 既是一种以天朝为中心的地理观，又是一种华夏文化优越论。然而，上述结构为传统政治提供的合法性解释，在天朝与外夷的一次次较量中破绽洞开。人们不得不开始重估传 统知识的能力和可信度。尽管，最初有这样觉悟的人凤毛麟角，但从林则徐、魏源、徐 继畲等人的议论中可以发现这种趋势的滥觞。 最早与英夷较量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后对彼“船坚炮利”与我“器不良”、“技不 熟”之差距于战局的左右深有感触。(注：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5页。)魏源、徐继畲等人则痛斥传统地理知识的荒谬，谓 “儒者著书，惟知九州以内，至于塞外诸藩在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徒 知侈张中华，未睹瀛环之大，”(注：魏源：《圣武志》卷12，中华书局，第498-499页 。)以致中英已经开战，道光帝竟不知对手方位何处，方圆几何，结果，道光应付英国问题，只好依赖他处理东突厥斯坦这些伊斯兰边境军队和商人的经验。(注：费正清： 《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稍后的李鸿章更是直指传统知识的鼻祖孔老夫子，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注：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250页。)由此可见，这 些最早开眼看世界之人都在一定意义上将时局的危机与传统知识的危机联系了起来。 那么如何补救传统知识的局限呢?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译书之 路。尤其是林则徐和魏源在鸦片战争期间，就提出“访夷情”，“译西书”的主张。林 则徐还专门聘请译员为属僚，翻译西方资料，辑成《华事夷言》，开了晚清国人译书的 先河。接着他又编《四洲志》，魏源编《海国图志》、徐继畲编《瀛环志略》、梁廷楠编《海国四说》等书。这些都是国人最早突破华夏中心的地理观念编写的介绍西方沿革 和舆地的书，他们编书的主要资料多来自洋商或传教士的赠予。(注：史革新：《中国 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82页。)《四洲志》是林则徐请人译述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加以编辑而成的。《海国图志》又是以《四洲志》的 译稿和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为基础汇编而成。所以，这些书在一 定意义上是编译的，尽管他们并非译自整本的西书，但表现出资料汇译的性质，他们应该是晚清译书业兴起的初潮。其演展的目标逻辑清晰地表现为：时局危机—对传统知识 的质疑—译书以补全传统知识—化解时局危机。亦即魏源所表白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 与开眼看世界的国人同样重视译书的是传教士。虽然，他们是把译书视为“以百万计 地感化”中国人的最有效的手段，与开明士大夫强调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截然不同。 但这两个给晚清政治带来变数的群体都看到了中国式微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知识的暗昧。传教士已深刻认识到中国对新型知识的潜在需求，希望通过介绍非宗教的普通知识来 迎合中国社会之需，以减少国人对洋教的抵触，达到“输入最新知识，广布基督恩纶” 目的。诚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言：“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就如同到其他国家去的一样，其最初的动机是引导人们接受基督教，而他们工作的偶然结果是推广了世俗知识。这 对世界已带来了充分的无可估量的好处，对中国则尤其如此。”(注：W•A•P.•Marti n:The Awakening of China,New York.1907,附录1，P281。)据不完全统计，在晚清译 书初起阶段(1867年前)，新教徒所译非宗教书籍达108种之多。(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638页。)而在1860-1890年代，晚 清译书业繁盛之时，传教士更是执其牛耳。这从反面印证了译书在改变知识危机—应对 政治危机这一逻辑关系中的地位。 三、从知识扩充到知识转型：晚清译书业的质跃 晚清译书业兴起后，至甲午中日战争前，译书活动基本上是在传统政治体系掌控之下，围绕传统知识的扩充而展开的。甲午中日战争后，随着民族的觉醒，特别是新式知识 分子力量的壮大，译书业已不再满足于补救旧知识体系的目标，而是越来越从传统体系 中游离出来，一步步朝着导入异质知识的方向发展。前后两个时期，译书的宗旨、主体、主题和知识来源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转变，而且转变过程与晚清时局的演化密相契合 ，使译书作为因应时局危机而向知识领域发出的一种吁求的逻辑更加凸现。 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伴随着晚清政治中开眼看世界和洋务自强的主旋律，晚清译书业呈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译书的主旨是扩充传统知识体系。虽然当时两大译书主体对此有各自不同的表述，但实际引入的知识内容是相似的。洋务派强调译书是在传统德性知识的统驭下，扩 充传统知识中的器艺领域，以适应清政府内政、外交的需要。即所谓“以中国伦常名教 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应世事，济时需”。(注：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5、261页。)而传教士则看重通过传播世俗 化知识，达到“援孔入耶”的目的。这一主旨直接支配着当时译书的选题、资料来源和 译书力量的成长。 其二，译书力量呈现出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传教士与晚清官方译书机构合作的格局。由于在扩充知识方面，洋务派与传教士存有共识，洋务派便充分利用传教士的各种资源 ，翻译他们急需的“时务书”。而传教士也十分迎合洋务派的心理所需，在译书的选题 、资料、人员、翻译技能培训和出版方面提供尽可能的帮助。这一时期的译书机构主要有洋务派创办的官方译书馆，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上海广方言馆等；以 及传教士独立创办的译书机构，如上海墨海书馆、宁波华花圣经书房、上海美华书馆、 格致书院、益智书会、广学会、天主教上海土山湾印书馆等。但在两类机构中实际承担翻译任务的主要还是传教士，翻译方式一般采取西人译、国人述，中西译者合作完成。 据《西学书目表》对甲午战前所译西书统计，中西学者合译西书123部，外国人译著139 部，国人独立译著38部。(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光绪二十三年刻本。)在译书 主体中何以只有传教士和洋务派，而缺少民间译书机构?除了国人中缺乏翻译人才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有扩充传统知识的紧迫感的人士还主要局限于洋务派内部。顽固派及 地方绅士阶层大都还在矜持传统知识的优越，他们一方面阻碍同文馆招新；另一方面在 地方设立许多官书局，主要印刷出版经、史、子、集，形成与翻译出版业争夺读者群的局面。结果导致同文馆学童流失，所译西书的发行也深受影响。比如，江南制造局翻译 馆所译西方技术书籍在甲午战前的30年里仅售出1.3万册，年均只售出400本。(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一》，第22页。)可见，学西语，译西书，并非文化自在物 ，而成了政治与知识较力的域场。 其三，译书的主题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尤其是技艺之学。基于扩充传统知识的主旨，此时译书的选题都是应洋务派之需而定，即便是教会独立译书也很注意选题不越当局的 红线，极少翻译西方新思潮、社会制度之类的反体制书籍。当时译述最丰的传教士傅兰 雅曾谈到与清政府在译书选题上的歧见，谓清廷“今特译紧要之书，如李中堂数次谕特 译某书”，而自己“本欲作大类编书”，有系统地“按西国门类分列”，完整地翻译西 学知识，结果未如所愿，只得“与华士择合其紧用者，不论其书与它书配否”，进行翻 译。(注：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5、26 1页。)不过，此间所译之书虽不成体系，但涉及的范围却囊括了数学、天文学、物理学 、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医学等西方自然科学的大部分领域。特别是在应用科学方面，与时需联系紧密的军备、器械、船舶、冶炼、化工、采矿、纺织、驾驶等一 应具有。形成了晚清译书的第一个高潮。 其四，所译书目均来自欧美国家。因为译书的重点是弥补传统知识的技艺方面，而欧美得科技发展之先，所译书目均来自欧美国家是顺理成章的。如《西学书目表》所录鸦 片战争后至1896年间出版的西学书籍凡353种，全部译自欧美国家。 综而观之，甲午战前译书业的总特征表现为：政治面统驭知识面，知识面服务于政治面，全然是一种体制内性质的译书。 然而，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在旧知识体制下嫁接新知识的洋务自强运动遭到社会的抛弃。译书业更是率先跨越了旧知识体系的界线，实现了质跃。 其一，译书主旨突破了扩充体制内知识的界线，朝引入异质知识方向转型。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表面上看是洋务运动的失败，实际上是在“中体西用”框架下，数十年扩充传统知识努力的失败。尽管此前的译书业对补足传统知识的技艺方面有推巨臂之 功，仍不能充分动员社会，无济于政治危机的根本解决。正如日人稻叶君山所评，“自 曾国藩时代所创之译书事业，虽有化学、物理、法律各类，然不足以唤起当时之人心。 ”(注：稻叶君山：《清代全史》卷下，中华书局，第30页。)所以，当政治运动的主旋 律由洋务变奏为维新和革命时，作为知识运动主战场之一的译书业就不再停留于体制内知识的修补，而是将导入异质知识——维新和革命的知识为己任，进入了梁启超所说的 “将世界学说无限制的尽量输入”的阶段。(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第65、71页。) 其二，随着译书主旨的转换，译书力量也出现了全然不同的组合。甲午战后的译书业是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主导，民间译书机构和教会共同操持的。据《译书经眼录》的资料 显示，辛亥革命时期，国人译著西书415部，中外学者合译33部，外国人翻译35部。(注：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民国十六年刊本。)同时，活跃于译坛的机构除了前面已 提及的教会组织外，主流是战后兴起的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民间译书社团，如商务印书馆、译书汇编社、广智书局、教育世界出版社、启新书局、励学译编社、合众书局、翻译 学塾等等。新生的译著人员主要来自自由职业者，如教员、学生、编辑、记者、医生和 科技工作者等，他们大都受过较系统的西式文化教育，不仅所译作品数量多，而且译书质量也上了新台阶。这些景观显然与战前由传教士和官译局主导译界的情形恰乎倒置。 正是由于民间力量对官方力量的替代，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士大夫的替代才支持了译书 界从体制内译书向体制外译书转型。这一时期，译书业在开拓新的读者群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译著的行销量呈明显放大的趋势。以广学会所译书籍销售情况为例，1894 年为一千余元，1897年为一万五千五百元，到了1902年猛增至四万三千五百余元。(注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7页。) 其三，译书的选题主要集中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尤其重视反映新文化、新政治思想和新社会制度的著作的翻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类似于传统知识体系中 的德性知识，在“夷夏大防”的华夏中心论主导下，中国传统的德性知识具有优越性， 需要补充的只是技艺知识。因而，在旧译书体制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类著述属抵制之列，至少是不提倡的。比如魏源的《海国图志》问世后，传统士大夫就“欲举是书而 毁之”。(注：史革新：《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82 页。)然而，甲午战后，国人已不止于痛感技艺知识的匮乏落后，更把矛头放到了对传统德性知识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批判和重建上。译书业是知识领域中最早做出反映的界别 之一，主要表现为对译书内容进行了结构性调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类著述上升为首 要地位，自然科学和技艺知识退居其次。梁启超称之为“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的 时期。(注：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载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第53页。)此期译述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无论是涉及的学 科、思潮，还是人物，都是前期鲜有所闻的。特别是《天演论》《民约论》《法意》《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以及《道德进化论》等名著的翻译，不仅为国人带来 全新的社会政治思想，更为我国知识界初创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 伦理学、美学等学科门类，推动我国知识体系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起了奠基作用。 其四，译书的来源由以欧美国家为主转而以日本国为主。翻译日本著作或转译日本学者译自西方的书籍，契合了译书界“政学为先”，“次以艺学”的选题方向。因为，日 本具有因政治维新而在短期内崛起的示范效应。同时，这一转向也蕴涵着一个如何将西学本土化，以充分发挥新知识的实效的话题。日本也是较好地将西学本土化的榜样。所 以，此期的译坛出现了“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的景致。(注：梁启超：《清 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第65、71页。)据《译书经眼录》的收录，此间出 版的译书533种，其中译自英、法、美、德、俄5国的译著131种，译自日本者321种，后者为前者的2.5倍。 可见，与甲午战前的情形对比，甲午战后译书业的总特征表现为：知识面摆脱政治面的控制，并力图通过知识更新拖动政治的转型，具有鲜明的体制外译书的性质。 四、从知识转型到政治转型：晚清译书业的逻辑依归 晚清社会发展的主线既是救亡图存，也是传统向近代转型。两者都离不开传统知识的进化。晚清译书业作为传统知识进化的推进器，其兴起、壮大和质跃的发展逻辑，不仅 伴随了传统知识的近代化，而且贯穿了政治面从洋务自强、维新变法到革命的全过程。 尽管最早倡导翻译西书的先贤们是希望以此来扩充传统知识，进而增强传统政治的整合力，但晚清译书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却注定会在推动传统知识转型的同时，推动传统政治 转型。 其一，译书业引入的异质知识和思想，解构了传统政治合法性的知识基础。如前所述，支撑传统政治合法性的知识基础是“天道”、“治道”和“华夷”之道。“天道”唯 常，“治道”唯礼，“华夷”之道尚别，维系着传统政治权威一劳永逸地源于天、长于 礼、高于夷的神话。但是，晚清译书业在兴起、壮大和质跃的进程中，累积起了一个全新的知识结构，它不断地撞击，并最终瓦解了传统知识体系对传统政治给予的合法性解 释。这个全新的知识体系以自然律、社会律和法律为基本构件，与传统知识体系的旧结 构形成鲜明的分野。《天演论》《民约论》《法意》等哲学和政治学著作的译行，无疑是对“天道”唯常、“天不变，道亦不变”论的最有力的叫板。而《代议政体论》《穆 勒约翰自由原理》(《自由论》)《原富》《富国策》《国债论》《群学肄言》以及大量 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书群的引入，则是对“治道”唯礼、“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 ，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之说的最好驳辩。《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 》和《海国四说》更是给“华夷”之道鼓吹的“天朝”中心论上了一堂启蒙式的地理知识课，其对传统知识的攻击力不辩自明。 其二，译书业对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分化和解体有推巨臂之功，动摇了传统政治合法性的阶级基础。在传统的知识权力化社会背景中，士人群体是传统秩序的主心骨。他们从 社会教化、社会公益事业、民间社会治理、行政辅助、城乡联结、官民沟通等诸多方面 给予了传统政治体系尽可能的支撑。如果士大夫不分化，不解除与传统政治的联姻关系，政治转型是难以开启的。晚清以前，士人群体与传统政治的联姻曾面临过一次又一次 的同质性危机，但每一次都得到修复，也没有引致政治转型。个中原因除了双方是一个 利益共同体外，还因为士大夫与传统政治的互动是在同类知识的封闭循环中进行的，从深层的意识形态到具体的治理知识都没有可选性因素以诱发两者的分裂。然而，到了晚 清社会，士人群体与传统政治的联姻面临的是异质性危机，晚清译书业为因应异类危机 之需，率先引入异类知识，就如一石激起千重浪般地打破了士人与传统政治联姻所依凭的传统知识的封闭循环。从此，士人群体内部便开始了对中西方两个知识体系的比较和 论争，先后出现了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师夷”与“拒夷”之争，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的“体”、“用”之争，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民主平等”与“纲常名教”之争。 结果，“凡承西洋教士之直接熏陶与文字启示之中国官绅，多能感悟领会而酝酿觉醒思想，”(注：王尔敏：《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序言，(台)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 ，第3页。)对西学持“放眼了解—师夷制夷—无限量引进”态度的士人逐渐成长为社会 的主流，并最终从传统士大夫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新型知识分子，而那些固守“夷夏大 防”、“中体西用”和“纲常名教”的传统士人却渐成社会的微音，知识领域的各种力量再也没有在传统知识的基础上弥合过。传统政治再也找不到可联姻的社会结构，不得 不接受被替代的命运。译书业给传统士大夫阶层带来的争斗、分化和转型，可以从以下 叙述和评价中窥见一斑。如译书初起之时，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甫经付梓，即腾谤 议”。(注：史革新：《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82页 。)洋务运动时期，改良思想家王韬曾赞扬说：“上海制造局中所译之书，无所不备， 实足以开风气之先，而变儒生之积习。……著功之广，足以转移人心”。(注：王韬： 《上丁中丞书》，《韬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第123页。)到了清末，邹容代表革命的知识分子对译书业发出了由衷的感激，谓：“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 得斯鸠万法精神、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 (注：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5页。) 其三，译书业壮大了新型公共空间的力量，孕育了新型政治的社会基础。关于传统中国公共领域形态的讨论已有很多。综合而论，近代以前中国的公共空间主要集中在社会 公益及商业领域，如义仓、善堂、会馆之类，它们基本不介入政治过程；近代以后中国 的公共空间除了上述形态外，还新生了报刊、新式学堂和学会等形式，它们不仅讨论政治话题，而且多不受官方节制，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批判性等特征，按照哈贝马斯的标 准，属于新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范畴。(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2页。)晚清译书业就是这些新型公共空间成长的思想补给站 。晚清国人译书肇始于19世纪40年代，国人办报发端于50年代末，国人开办的新式学堂 即便从同文馆算起也是6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真正开办新学的高潮是在清末最后十年， 而学会也是迟至维新时期才发展起来。显然，译书业是晚清社会最早的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的公共机制。正是译书业开了新学之风，培育了最早的新知识读者群，与传统知识 体系作了最初的较量，才为后续公共机制的诞生储备了思想和人力资源。报刊、新式学 堂和学会相继出现后，译书业又与它们形成了良性互动，成为这些新型公共空间的强力支撑。许多西学名著如《天演论》《民约论》《哲学原理》《群学肄言》等译出后都曾 在报刊上连载(有的是部分连载)过，而许多有影响的报刊《申报》《万国公报》《新民 丛报》《浙江潮》《国闻报》等都辟有译丛专栏，及时刊译西学新著，使报刊在传播西学方面增添了厚重度，吸引了更多的读者。例如，《万国公报》开宗明义地宣称：“本 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成为介绍西学的佼佼者。正因如此，其订阅量一路攀升，从1889年的 1000份，发展到十年后(1898)的38400份，居当时各刊物之冠。(注：史革新：《中国社 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译书业对新学堂的支持更加直接。因为，译书业为新学堂开设学科门类提供了蓝本，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 会学、逻辑学等学科都是旧知识体系中所没有的，相关西学名著的翻译为新学堂引入了 一门门新学科和新课程，竖起了全新的教学眶架。此外，译书业还是新学堂教科书、工具书等教学资料的供应源。例如，成为清末译书业领头雁的商务印书馆，为顺应新学兴 办之需，明确将编译出版学校用书作为其业务中心，是全国教科书最主要的供应商。可 以说，没有译书业的支持，新学堂之“新”就会是无源之水。译书业也是维系清末学会 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因素。清末学会虽有维新派、改良派和革命派之分，但都将“新民” 作为其最基本的活动内容，只不过“新民”的主导方向不同罢了。“新民”活动的具体方式主要包括聚众宣讲、办报刊、兴学校、办科学补习所、创建藏书楼等。这些活动的 思想和知识资源大都直接或间接来自译书业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活跃于晚清各个时 期的报刊有一千余种；(注：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 3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86年。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 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87年。)至1909年，兴办新式大学和高等专科学堂124所、师范 学堂541所、实验学堂254所、女子学堂298所；(注：参见董宝良：《中国教育史纲》( 近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刘秀生等：《中国清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各类学会2000多个，社团270个。(注：徐鼎新：《旧中国商会溯源》，《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可以说，在辛亥革命的枪声摧毁传统政治的躯体之前，这些新型公共空间，就已经从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上瓦解了传统政治的心神! （资料来源：《人文杂志》2005年第2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