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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生计与传统民具 姚村生计以农为主，耕作制度一年三熟，主要作物有水稻、冬小麦、黄豆、小黑豆及少量蔬菜。旧时三熟为二旱一水，首熟麦、中熟稻、末熟杂粮。1965年前无水稻两熟制，而是玉米和小麦两熟。1965年建成了电灌站、毕家渠、何夏庄渠等水利工程后，三熟便改成二水一旱，可灌溉，可排涝，水稻产量大幅提高，因是在同一块田实行三熟制，不歇田，故需肥料很多。过去农家肥(包括猪栏粪，村民普遍养猪)只能维持两熟，现以化肥为主。水田多分布于村落周围，往往有专称，如“三石畈”、“殿下畈”和“祠堂下畈”，集约利用程度颇高。水田稻作外，还有些旱田耕作、桔园经营及水塘养殖。部分村民靠手艺或技术吃饭，如铁匠、木匠、花雕工等。 两茬稻作的第一茬在清明前后育秧，清明节后农历三月插秧到大田，多用水塘、小溪或水库水，约七月前后收获。塘水灌田有一定规矩，一般按水路顺序依次进行。水塘周边水田用水平等，水位不够可用水车、水泵，但应为塘主保留足够养鱼的水位。 第二茬六月育秧，七月收获第一茬水稻时同时插秧，利用从兰江通过水利工程输送的水，约国庆节前后收获。一般十月中旬以前收获完毕，接着便种上小麦，并于来年农历三月左右收获。天旱时从兰江抽水。殿山乡约8000多亩水田均可灌溉。利用水泵还可灌溉上后山的水田。村民用水时，要通过村民小组长向乡里申请，讲明所需数量、日期等，电灌站就会收费放水。 清明和立秋前后的活动，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这个稻作社会的农耕礼仪。俗语说：“清明以前，种子落田”、“清明前后，谷子下田”、“三张草纸三枝香，田鸡蛤蟆来育秧”。前两句说农时，后两句说育秧时的仪式，即用草纸裹3枝线香，再裹红纸条后插于田头，育秧时烧纸点香拜田公、田婆，乞求别烂秧。下种时，盛谷种的器皿里插一枝杨柳，预示谷种出芽率高。现因稻种优良，在清明前一周左右育秧即可。开始插秧时，先拔一捆秧苗(或第一手秧苗)扔于房顶，认为如此可防止毛虫。第一次拔秧叫“开秧门”或“开秧眼”，时亦祭田公、田婆，俗谓“烧田丘”。以秧盒运秧，插完秧在田头拍拍秧盒，表示一年水稻已插完。插秧结束后“关秧门”，吃点好的。插秧活路紧，有互助惯例，一般请人吃顿饭即可。为防稻田虫害或稻瘟，常倒插扫把于田间，据说使之晦气，虫就不来了。 立秋前后收稻子，俗语“秋前三天无稻割，秋后三天割勿及”，是说农时；“稻桶一响，黄金白鲞”，则是对丰收情景的描述。收稻时，要吃好，有肉有菜。收割时，举行“还田福”仪式，以双刀肉、三杯酒、三双筷子祭拜田公、田婆，并供奉香火。仪式以“三”示多，取“三星高照”的吉利。开镰时拜田公，这天要吃五餐饭。中饭即第二餐，要在将第一担谷子打下挑回家即“出田担”后，才送到田里吃，并给挑谷的4个荷包蛋、1杯酒。 与农耕生计直接相关，以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礼仪用具为核心的传统民具，至今在姚村仍有较多保留。生产工具包括铁齿锄、犁、铁齿耙、耥耙、拷水桶、龙骨水车、镰刀、稻桶、稻床、谷筛、稻耙、拉板、风车(日语称为“唐箕”，图9)、谷筐、连枷、脱粒机、杵臼、石磨、挑筐、扁担等，种类繁多，但大体可按稻作生产程序进行分类，如种植农具、中耕农具、灌溉农具、收割农具、脱粒农具及加工农具等。这些农具，现在仍可在姚村农户家里找到，但因生产技术进步和生产条件改变，有些已退出使用环节，被搁置在楼上或仓库间里。例如，水库、水渠及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已促使水车、拷水桶等灌溉农具失去了用武之地。小型农业机械如插秧机、收割机、脱粒机、拖拉机等，也使得部分生产环节中传统民具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对那些已不再使用或使用频次明显降低的传统农具，年长者往往倾向于把它们妥善保存起来，以备非常情况时再次投入使用，但年轻一些的人则没有这种意识。尤其当新屋建就、乔迁新家时，不少传统民具就可能面临成为垃圾的命运。 相比之下，物质文化中生活用具的变动最为显著。“现代化”的都市型生活方式的扩展，也给姚村带来了很多变化，例如，自来水系统不仅使社区传统的水井遭致废弃，也使那些以前用于汲水、挑水和盛水的器皿及用具失去了重要性。在日常餐具中，城市生产的工业品(塑料制品、不锈钢制品等)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在农家的家具摆设中，出现了诸如座钟、塑料花卉及其他从商店购买的器物或礼品等以前不曾有的内容，但像长几、太师椅、八仙桌、条凳、雕花木床、马桶等家具，还都保持着传统的样式，有些几成古董却依然沿用至今。婚丧礼仪用具，如漆器礼盒、“子孙马桶”、棺桶等，也基本没有变化。育儿用的立桶、小木车仍可见到(图10-11)。但旧时的纺车、织机(图12)，却都封存不用了。 那些传统的匠人们诸如木匠、石匠、泥水匠、木雕花工、竹工篾匠(图13)等，尽管其作业亦因技术方面的若干进步而有一些变革，但其赖以谋生的工具，尚成套得以保留，并依然有效地被使用着。当然，有些环节如解木、钻孔、刨光等工序，已全部或部分地实现了电动化和机械化；榫卯部位也经常为螺丝紧固法所替代。 姚村现有从事木雕的“花工”十余人。花工工匠的工钱稍高于木匠和泥水匠。相传花工手艺传男不传女，有“女儿不知媳妇知”之说。我曾采访过花工姚贵勤，他17岁开始干这一行，手艺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父亲则是从东阳学来，系本村花工之始。 姚村的礼仪道具以正月“龙灯会”为典型。木雕的龙头、龙尾及为数众多的仪仗器具，以前存放在祠堂仓库或下龙庙里专用的架子上，现则存放在文化宫里，有专人保管。龙头全村仅1个，它和銮架、仪仗等均属姚村公产，只在一年一度的龙灯会期间才取出来使用。早先的龙头毁于“文革”，现在的龙头是由本村花工姚贵勤于1984年重新雕刻的。龙头、銮架及各种道具均为传统样式，据说连色彩也是祖传的。 龙灯队前的仪仗主要包括火枪、灯笼、大旗、锣鼓、“肃静”牌、“回避”牌、彩旗、銮架及刀、斧、枪、蛇矛、笔砚锤等兵器仪仗；还有八仙1对(汉钟离与铁拐李像)、皇扇1对等。銮架即龙神“龙亭”，有4人抬起，4人保卫。接着是火把队和仪仗灯队。仪仗灯队计有扁灯2盏、园灯2盏、提灯2盏，上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之类字样。最后，“高照”1人，他是紧随其后的村民龙灯队的指挥。 构成龙灯的各段龙身，由各户出资或制作，各自分别保管，属于私产。同时，各户还备有上题“姚村龙灯会”字样的灯笼(图14)。旧时，也曾有过几户合出一段龙灯，然后轮流参加龙灯会的情形。社区共同的龙头和分别来自各户的龙身，组合成为一条龙灯，其象征寓意的确耐人深思[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