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我们可以把一个个人叙事表演看成是同时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意义建构活动。它建构了思维主体(thinking subject)和被叙述事件(the narrated event）（她自己的生活经验）之间以及思维主体和叙述事件 (narrative event)（她“假定对一个受众有展现交际能力的责任”之间的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对民俗学者而言，我们将我们的阐释立足于其上的模式（patterns）能够被证明是植根于“原始”叙事的，但我们的目的是指明某些特征，或在叙事和更大的文化形态之间建立关联，这有时与叙事者的意图可能并不一致。特别是对女性主义者来说，这种阐释权威的问题更为突出。女性主义学者必须注意由我们的框架产生的多元的、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意义，或用新的方法对口头叙事进行语境化。通过将田野对象视为我们研究成果重要的首位观众，它将重构传统意义上信息的单向流动，即从信息提供者到学者再到学术界，同时也将有助于更为慎重地去商讨研究中的阐释权威问题。 关键词：叙事；表演；意义；变异性；阐释 作者简介：凯瑟琳•博兰（Katherine Borland），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比较研究系副教授、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她的研究领域集中于日常生活的艺术性以及传统表达领域被看作争议地带的方式等。她最近出版了International Volunteer Tourism: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Good Works in Central America(与Abigail E.Adams 合编，2013年)。 译校者简介：沈燕，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2016级在读博士生；王均霞，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1944 年的夏天，我的祖母比阿特丽斯 • 汉森（Beatrice Hanson），穿上一件浅蛋壳色的华达呢裙子，裙子的侧边有一颗金色纽扣，戴上一顶巨大的黑色煎饼帽（pancake-black hat），再戴上一双到肘长的手套——在那个年代，女性去露天游乐场（fair）就需要穿戴成这样——穿戴好之后，她与她的父亲一起去缅因州班戈尔的露天游乐场观看轻赛马比赛（the sulky races）。这个事件接下来的发展是，父女间因对胜利者的不同选择而产生了激烈争论。42 年后，比阿特丽斯仍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发生的事，并用高度结构化和极其有趣的叙述方式向我进行了详细讲述。而她的民俗学者孙女，用磁带记录下了她的言辞以用作随后的转录和分析。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它何以如此难忘，在跨代际传承过程中叙事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为个人叙事表演中意义的变异性（the variability of meaning）提供了一个个案。这个故事，或者 好说，这些故事，促进了我们的学术实践反思。 让我从意义 (meaning) 及其变异性 (variability) 的问题说起。我们可以把一个个人叙事表演看成是同时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意义建构活动。它建构了思维主体 (thinking subject) 和被叙述事件 (the narratedevent)（她自己的生活经验）之间以及思维主体和叙述事件 (narrative event)（她“假定对一个受众有展现交际能力的责任”）之间的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随着表演语境的变化，随着新的受众不断发现，随着我们对自我感知的重新认识，我们的叙事也将发生变化。 面对为我们表演 / 在我们面前表演（performed for/before us）的叙事，民俗学者会怎么做呢？像其他受众一样，我们享受这个叙述巧妙的故事。但是我们中的某些人会收集关于表演的一些记录，以便进行研究。口头个人叙事在会话语境中自然发生，很多人会轮流讲述，因此能迅速地扎根于表达性社交活动（expressive social activity）的网络中。我们从这样的对话流中识别出大量巧妙的对话，赋予它们物理性（physical）的存在（大部分是通过书面形式），并将之嵌入到一个新的表达性语境或至少嵌入到交流活动中（通常学术文章指向的是专业同行的受众）。因此，我们首先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第二层次的叙事，但同时也重新塑造了这个叙事。 就像原始叙事者一样，我们向内看以指向我们自己的表演经验（作为听众，我们对其进行的阐释性塑造），同时也会向外看以指向我们的受众（对他们，我们必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学术能力）。也许，我们将我们的阐释立足于其上的模式（patterns）能够被证明是植根于“原始”叙事的，但我们的目的是指明某些特征，或在叙事和更大的文化形态之间建立关联，这有时与叙事者的意图可能并不一致。这就是我们对我们活生生的受访者（our living sources）的责任问题变得尖锐的地方。 几年前，记录下某个特殊文化群体的传统、艺术以及历史的学者们几乎从未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即他们的描述可能会理所当然地受到他们的读者以及他们所写的那些人的挑战。毕竟，他们 “曾在田野中（been in the field）”亲自倾听、记录，并见证了这一文化。受教于西方学术界的文化、知识传统，这些学者自认为客观、科学的视角使他们得以探寻他们材料中意义的深层结构，而这些结构是身陷在一个更小、更有限的世界中的“土著（natives）”所无法看到的。因此，这就不足为奇了：民族志实践普遍将民族志主体排除在田野后期的阐释过程之外，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也鲜少考虑到他们的合作者（collaborators）会成为他们出版物的潜在读者。最近，一些学者意识到田野交换中存在的权力关系，他们质疑了这种将学者作为其所研究的文化群体的阐释权威的模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