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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阿特丽斯来说，另一个令她不安的点是，我的阐释中呈现出来的有关她父亲的形象。这个问题主要源于我们在叙事究竟是什么这一点上的不同理解。我把这个故事视为一个象征性结构来进行研究，对我而言，故事里的人物是戏剧性的角色。因此，比阿特丽斯的父亲，作为故事的反面形象，在我的解读中就成了专制男权的象征。但是对比阿特丽斯来说，这个故事深嵌在她更大的人生背景中，一直就是她的一段真正经历的记述。她理解的“角色”，是一个建立在共享生命周期之上的各种关联的综合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她父亲的解读是完全错误的。不管它是否对故事中父亲的形象“起作用”，这也不能用来定义一个男人。事实上，比阿特丽斯的父亲是在她结束第一段灾难性婚姻之后的艰难时期中，一直鼓励和支持她的极少数人之一。她对她父亲怀着巨大的爱和尊敬之情，而且常常说起他们相互之间的特别关系。实际上，如果一定要说谁是比阿特丽斯青少年时期的反面人物，那么就是她母亲，一个冷漠、苛刻的女人。就在赛马事件发生后不久写下的赛马场故事中，比阿特丽斯自己评论说，当他们在赛道上为比赛结果争论不休时，“父亲和年轻的布佐先生都表现得很男人。” 在我的文章中，她的叙事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当我把文章发给她看后，她自然觉得事实被歪曲了。为了使问题复杂化，我的初稿还包含了大量理论，而这些理论对她来说是不熟悉的甚至有时是无法理解的。深陷在我自己的学术背景之下，我并没有费心对些理论提供任何相应的解释。 因此，如果说我曾“误读（misread）”了她的文本，那么我也给了她一切机会去误读我的文本。我现在觉得，如果在我决定把它们付诸纸张之前，跟比阿特丽斯讲述我的观点，给她看我的草稿，或者甚至安排她与我一起阅读我的文章，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那些误解和差异出现时进行讨论，那么她被剥夺文本权威的感觉也许就不会那么强烈。 我并不是说在最后的研究成果出来之前，民俗学者和叙事者、女权主义学者和女性讲述者之间所有的视角差异，都应该或者都能够得到解决。我也不是说我们的解读都必须得到调查合作者的证实。只是因为在解读时，我们总是将我们自己的知识、经验和关注点带到材料中去，并期待研究结果有着对故事意义更为丰富、更有质感的理解。 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开放地交流思想，由此我们也就不再仅仅只是收集别人的资料，并将之塞进我们自己的研究范式中，而曾经我们就是这样舒适地安坐于大学的图书馆并准备开始阐释工作的。通过延长我们发起的对话，从收集口头叙事到后来的阐释阶段，我们可以更为慎重地去商讨研究中的阐释权威问题。 对这种标准性实践的修改，很有可能将启发合作双方对我们的材料产生新的理解方式。至少，这将让我们更清楚地分辨出何时我们意见一致而何时又不一致。最后，通过将田野对象视为我们研究成果重要的首位观众，它将重构传统意义上信息的单向流动，即从信息提供者到学者再到学术界。作为女性主义学者，为避免我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不假思索地占用我们母亲的言辞，我们必须注意由我们的框架产生的多元的、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意义，或用新的方法对他们的口头叙事进行语境化。 附 言 十个月后，1989 年的 7 月 8 日，我拜访了比阿特丽斯并给了她一份该论文现在版本，以询问她后的意见。她把它带到书房进行阅读，随后我们两人一起把这篇文章从头到尾、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地看了一遍。这一次，她同意我说的大部分是“非常真实的”，虽然在此之前她从未如此考虑过发生在她人生中的这些事。在漫长而富有成效的讨论之后，我们终于谈到了女权主义这个中心议题。她再一次解释道，在她年轻时，女权主义并不是她认同的运动，甚至那时她都没听说过这个运动。不过她声明，如果我说的女权主义指的是相信女性有权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不去在意社会的看法，那么她觉得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 由此，最终，田野作业中的交流变成了一次真正的交流。我从比阿特丽斯身上学到了很多，而她也从我这儿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我还想强调的是，比阿特丽斯对女权主义的理解和接受并不是我所能左右的事，虽然起初我还有些天真地尝试这么做。这是在解读性冲突和讨论的过程中自然达成的，我们互相给予了对方解释的空间，并延伸到理解对方的观点。虽然比阿特丽斯对女权主义的认同于我的论点而言并不重要，但当我们重新审视田野作业交流中出现的理解问题时，它就成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的证明。 （注释与参考文献请见原文） 本文原载：《民间文学论坛》201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