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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把这个故事解读为一个女性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男性世界里争取自主权的故事，这完全是你的（YOUR）想法。你从这个故事里读到了你想要的东西——那些你（YOU）想听的话。这从来不是故事原创者关心的事——即使通过任何最疯狂的想象——这使得这样一种解读成为一种绝对的完全的失真，在这个层面上，我质疑它的真实性。这个故事完全不再是我的（MY）故事了。故事的框架是一样的，但它已经是你的故事了。对吗？在民俗学的名义下，它能走多远，并且同时仍能在原始叙事方面保持真实？ 比阿特丽斯提出了口头叙事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谁控制文本？如果我没有把我研究成果发给祖母并寻求她的反馈，我可能已经回避了我对所选文本的入侵（instrusion）问题。与我们的田野合作者讨论研究成果，这一点总是为民俗学者所忽视或不被报道。幸运的是，我的祖母有相当好的阅读、回应以及反驳我对其叙事所做的分析的能力。我自己和我祖母的这两个版本，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即我们分别从各自的经历出发创造了一个故事。虽然我同意在当下的语境中，这个故事确实已经成了我的故事，但我不能同意她说的我的理解违背了原始的叙事。 比阿特丽斯坚持以一种赋予作者的意图以特权的理想模式来解读文本意义。对她而言，用这种方式阅读这个故事是有意义的。但在我看来，一个故事只有在一个乐于接受它的听众 / 读者心中真实存在时，这个故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故事。因为我的观念是在一个不同的社会和历史现实中形成的，我不可能把我的理解限制在对作者意图的复原中。相反，我提供另一种视角的阅读，女权主义者把她的故事视为一个案例，即一名女性反抗具有制约性的父权制思想的策略。比阿特丽斯的表演为已树立的权威建构了一个直接的对立面，这提示我性别意识在女性身份认同中何以不完全是或总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作为一名女权主义学者，我对自己阅读的有效性持有信心，但就个人来说，我仍担心这种个人叙事的另类解读可能会对我们生活中的主体产生潜在的情感上的影响。个人叙事的表演是人们理解他们自己的生活并向其受众呈现“自我（self）”的基本方式。我们对这些表演的学术性描述，如果不被小心地呈现，那么就可能对我们的合作者细心建构起来的自我感造成一种冲击。虽然在比阿特丽斯和我详细讨论了我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后，就如何呈现它们达成了一个合理的共识（比如，在终稿中呈现她对我初稿的反馈），但如果我从一开始就进行不同的探索，也许就可以避免引发如此强烈的最初回应 。 在开始解读前，我本可以尝试引导祖母对该故事的意义进行评论。不过在录音阶段，这样做被证明是有问题的。如前所述，口头个人叙事在一个交流语境中自然发生，通常情况下，一个叙述表演还会引出其他相关表演。这些口头艺术表演，为我们理解人们如何看待这个讨论中的叙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背景。而且我认为，打破叙事流以完成解读和分析这类完全不同的修辞任务，将是徒劳无功的。 此外，在此类叙事表演中，叙事者和听众都沉浸在故事讲述事件中。虽然关于故事的联想式评论是很常见的，但在这个阶段的田野现场交流中，无论是叙事者还是听众，都不准备对呈现的材料进行理性分析。事实上，把一个故事讲述的会话有意识地分成小的故事单元或故事的主题系列，是发生在评论和研究这个后期阶段的。 然而，叙事者对一个故事的评论和解读，对研究者理解这个故事大有帮助。我现在觉得我本该再安排一次与我祖母的会面，这一次，我给她放磁带录音，并就其功能和意义询问她的观点。时间上的限制让我没能这么做。在我写完这篇文章的初稿并给比阿特丽斯看过之后，我确实向她索要过她关于这个故事的解读，但并没有很成功。那时，比阿特丽斯坚持认为这个故事仅仅只是一个搞笑的轶事，并没有更深层的或隐含的意义。虽然一些叙事者可能并不准备分析性地来阐释他们的故事，但比阿特丽斯的反应可能是源于她突然感受到了作者控制权的丧失。 事后再来看，让我回顾一下对祖母来说特别敏感的两点。首先，我在解读中暗示了比阿特丽斯为女权主义者，她对这一身份反应强烈。尽管有人可能会辩解说，这仅仅只是一个标签的问题，不过“女权主义者”这个词对那些没有参与女权主义运动的女人来说，总是含有负面、威胁的意思。更重要的是，比阿特丽斯的反对，指出了我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忽视点。 在开始我的阐释工作时，我做了一个预设，即虽然事实上有差异，但心灵上是会有相似之处的：我自信祖母会接受我对这个故事的意义的看法。毕竟，当我告诉她我想要研究老年女性的生活经验叙事时，她想到要与我一起工作就非常兴奋。她给我送了大量有关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缅因州妇女生活之艰难环境的材料和评论，而从表面来看，这些材料和评论似乎就带有女权主义视角。而且，她提供了她自己的叙事和故事，其中一些还是对非常敏感问题的处理，这使我确信，在研究中，我应该可以十分自由地利用那些证明对我有用的东西。然而后来，有着亲密、信任、长期合作关系的我们，是如何设法彻底误解对方的呢？ 调查者和信息提供者都在寻求建立相互之间的立足点，并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以便开展收集和记录口头材料的工作，于是田野作业中的交流就促成了一种淡化差异的趋势。此外，因为我们总是通过社交活动来建构我们自己的身份，同样地，我们以此来建构对别人的看法。祖母总让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独立的女性，因此，即便她从未声称自己是一名女性主义者，我也很容易就把她放进这样的角色中。她知道我把自己视为一名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但对她来说，首先我是她的孙女。所以对于我对她的叙事进行的这类分析，她并没有心理准备。之前，女性主义运动在其对姐妹身份的 初热情中，因过度概括女性经验而被批判。但值得反复强调的是，女性之间的重要共性往往掩盖了同样重要的差异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