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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观看的竞赛和选择了不同马匹的观众之间的竞赛，这两者有相似之处，作为一个优秀的叙事者，比阿特丽斯意识到并利用了这一点。她通过来回切换两个焦点，即对看台上的事件的戏剧性再现和观众眼前的真实比赛的描述，来建构她的叙事。在这个结构下，赛马场上那对父子之间的合作与看台上这对父女之间的冲突产生了鲜明对比。 在第一次分组赛之前，比阿特丽斯的父亲问她，“选好马了吗？”她回答说选好了，并说自己选了林恩 · 斯达。这时，她父亲大声斥责了她的选择并声称这匹马是永远不会赢的，她将会输掉钱，并说她本不该来赌马。比阿特丽斯在这匹马身上压了两美元。当林恩· 斯达赢得比赛的时候，比阿特丽斯得意洋洋地看向她父亲。他毫不气馁，并坚称这次比赛只是侥幸，比阿特丽斯所喜欢的马绝不可能再赢第二次。尽管如此，在下一次比赛前，比阿特丽斯还是在林恩· 斯达身上压了六美元。这时，她的父亲非常生气，但他一开始还是尝试通过与她交易马匹，使她不至于输钱，而当她婉拒了这个提议后，他就拒绝一起去放她的赌注。年轻的布佐先生，早已成了看台上这对父女争论比赛的逗乐观众，他主动提出帮她把钱拿去下面的投注办公室。因为比阿特丽斯从未自己去放过赌注，于是她同意了。 第三次分组赛时，比阿特丽斯的父亲将他们私人的争论引入了公共领域，他问他女儿，“这次你要怎么做？” 比阿特丽斯态度坚决，“我就要把赌注下在我的马上，而且我要下十美元。我一定会赢的！”这时，比阿特丽斯，这个叙事者，解释道，“爸爸大发脾气。他大发脾气。他告诉看台上周围三米内的每个人我是个多么愚蠢的人……他都不愿意把我的钱拿下去！”于是比阿特丽斯再次请求年轻的布佐先生帮她去放赌注。当林恩· 斯达取得绝对胜利之后，比阿特丽斯的父亲被有效压制了： 我将钱袋扔向一边，将手套扔向另一边，又将记分簿扔向另一边，我跳起来，向着每一个人大喊， “你们听万事通先生（know-it-all）都说了什么！那就是我的父亲！”最后一个男人跟我说⋯⋯不，是跟我父亲说，“你知道，她真的喜欢赛马，不是吗？” 要理解比阿特丽斯是如何构架她的叙事的，我们必须回到她有关马是如何被选择的最初描述中。这个开场白材料使观众倾向于产生一个特定的观点，即强调这种比赛应该被理解为是一次赛马场常客训练其评估技巧，以更好预测终结果的机会。确实，对比阿特丽斯来说，叙事中这部分的长度和详细程度重点突出了赛前评估活动的严肃性。如果有人认为比阿特丽斯有关马的知识在她所在的那个社会对女性而言是非常难得的，那么故事的这个框架就有了意义。在强调她知识的例外性时，她向我解释说那是因为在她小时候，她的父亲就有马并会赛马，“虽然星期天我不能跟着父亲一起去钓鱼，平日里也不能跟着他去打猎，但因为一些奇怪的原因，他总在早上带我一起去看他的马训练 ”。 此外，在其叙事框架中，比阿特丽斯识别出了被叙述事件的意义，即它的可记忆性。一匹完美的马和一个完美的车夫结合在一起，对她来说，这个独特的组合生产出一种绝对的说服力，让她相信会赢得比赛。因为这个坚信被证明是正确的叙事，不管是叙事本身还是被叙述事件，就开始支持或证明比阿特丽斯是一个有能力的鉴马者这样的自我感觉。事实上，她的叙事，重新口头演绎了一次发生在赛道上的真实的评估性表演（evaluative performance）。 作为一个听众，我又是如何解读这个故事的呢？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我对口头表演艺术中的性别动态（gender dynamics）识别特别敏感，因此使这个故事对我有意义的是，在被叙述事件中的自我表演所呈现出的女性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男性环境中争取自主权的斗争方式。从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来看，赛马建构了一个男性气概的世界。试想一下，参赛选手、业主以及教练都是男性（虽然母马被允许参与比赛）。而且，虽然女性明显出席了比赛，事实上，“女性盛装打扮”去赛马会，但她们只是得到了部分参与者的地位。作为观众，她们被允许坐在看台上（人们认为，她们就像被观看者一样盛装打扮），但在赛事最重要的第一阶段，她们并不被期待作为活跃的评估者参与其中。请注意，甚至在故事的开头，比阿特丽斯的父亲就不想让她参与下注。赌博天生是一种冒险活动。男性去冒险，女性则不需要。其含义的这一维度在第二次分组赛中凸显出来，当比阿特丽斯，这个叙事者，嘲讽地讲述她的父亲打算“得体（decent）”地对待她，换句话说，即打算根据绅士行为的准则，提出要替他女儿承担风险并为了她而给她的马下赌注时。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口头争吵的发展，比阿特丽斯作为一个赌徒，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自信。她不仅拒绝附和男性的判断，而且对她的选择投下越来越多严肃的赌注。从第一次分组赛中微不足道的小赌——在这里她重新回忆起赛马用语中这种说法，即一个两美元的赌注仍被称为“淑女的赌注（lady’s bet）”——她分别继续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分组赛中投入了六美元和十美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