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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比赛的激烈程度时，作为叙事者的比阿特丽斯用她越加坚定的声音赋予了自己赌徒的身份。她对她父亲的语气，从第一次和第二次分组赛前的冷静回复——“那就是我想要下注的马”，“不，我继续下注那匹马”——到第三次分组赛前激动的坚持——“我就要把赌注下在我的马上！”（叙事者边说边用拳头敲打着餐厅的桌子，每一个单词都在表演中得到强调。） 最后，如果你看一下比阿特丽斯赛后评论，就会发现一个变化，即从初次分组赛中简单的自我辩护，到后来用轻蔑的语气对其父亲的名誉进行报复性中伤——“你们都知道万事通先生说了什么！那就是我的父亲！”因此到了故事的结尾，比阿特丽斯把她自己从一个附属于更大的充斥着赌博和交谈的男性世界之边缘的女性地位移动到了中心位子，在这里她的言行表明她与她的男性对手是平等的，甚至更确切地说，她超越了他们。为了象征性地强调对这种限制性的女性身份的拒绝，比阿特丽斯扔掉了她的女性服饰配件——她的手套和她的钱袋。 如果从一个层面上来说，这个故事可以看做是有能力的鉴马者的自我表述，那么在另一个层面，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它起到了维护女性的自主意识和平等意识的作用。还有一个视角，父亲和女儿之间口头上的争吵，导致了一次基于老年与青年、外在声誉与内在价值之间的忠诚的重新调整，这在对布莱克 • 莱什和林恩 • 斯达这两匹马的争论中可观察到。第二场分组赛前，当她的父亲 ( 沉默地 ) 拒绝帮她放赌注时，年轻的布佐先生主动提出帮她去放赌注，而在此之前比阿特丽斯还把他描述为自己的对头，而他也一直在与那些老年男人打赌。事实上，他赌她在赛场外的争论中会赢 。 此外，考虑到叙事者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把叙事看成是比阿特丽斯和她所在的社会环境之间发生的一场更大纷争的隐喻。因为就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比阿特丽斯与她第一任丈夫离婚，这震惊了她所在的社区。再加上她尝试通过接受教育获得经济独立，而这又受到了一些来自社会和家庭的谴责。比如，比阿特丽斯回忆道，当母亲把这个离婚的日子记入家庭圣经时，母亲还附上了一句话：“记录，但不支持。”这也导致比阿特丽斯在读大学的五年时间里，不得不把她两个年幼的女儿交给她们的祖父母照顾。这个迫不得已的行为至今仍使她感到悲伤和困扰 。 我的祖父母同意这种说法，即在那个年代的婚姻观念里，“你们本不该是幸福的。”我的祖父联想到他自己的祖母曾在更年期遭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她被送进精神病院，在那里她从结婚证书上划掉了自己的名字。而稍微更积极一点的反抗形式是这样的，比阿特丽斯的祖母，在干繁重农活时伤了自己，之后卧床几年。然而，她儿子一结婚，她就起床搬去与他儿子同住了，随后过上了平凡、积极的生活，并逐渐成为比阿特丽斯童年中坚强母亲的形象。而比阿特丽斯的母亲则通过退回到一个严格的、道德的，在比阿特丽斯看来是虚伪的宗教中，从精神上与她的丈夫、她的家庭保持疏离。对比阿特丽斯的长辈们来说，当一名女性面对不幸的婚姻时 , 社会可接受的反应是，她把自己移出这个婚姻，但实际并不涉及到一次正式的、公开的离婚。尽管比阿特丽斯的第一任丈夫被社区成员默认为是一位不合格的丈夫——没有责任感、酒鬼、败家子、好色之徒——但比阿特丽斯被期待忍受这一处境以保护她自己和她的家庭的声誉。 与第一任丈夫的离婚，使比阿特丽斯违背了中产阶级的社交礼仪，并被贴上“声名狼藉（disreputable）”的标签。离婚律师在当前叙事中的形象以及比阿特丽斯对他的负面评论，使我开始将赛马会上比阿特丽斯的表演及其地位与她之前在更大的乡村社会中所受的名誉损伤联系起来 。在这两个案例中，比阿特丽斯都必须在强烈反对面前证明不按规矩出牌，依靠自己判断以及作为一个自主性个体的正确性。所以我认为，该叙事与对叙事者的生活而言至关重要的环境之间有着潜在的关联，这种关联，即使没有刻意在叙事中强调，也可能会增强它的可记忆性。 然而，要重点强调的是，这是我有关赛马场叙事的框架，其源于当代女权主义父权结构的概念，但我的祖母并不认同。而且，当她读完这份解读的初稿时，就对我的结论表示了强烈反对。关于这个故事，她给我写了一封长达十四页的信，在此我引用其中的一部分： 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类似所谓的“女性的抗争（femalestruggle）”从来就没有困扰过我。它从未在我身上发生过。我从未从这个层面考虑过我的地位（position）问题。我总觉得我有一个不错的童年。现在看来，我似乎必须要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童年。首先，我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父亲的形象。我祖母奥斯汀（Austin）（我非常敬爱她）深沉而持久的爱围绕着我；我父亲清晰而又坚定的知识般的爱，以及他毫不遮掩地表达的对我的赞扬，还有我祖母设定的明确的规则，它们为我提供了一个坚定而又不可动摇的处事框架，我知道这绝对安全。（这些规则是不可动摇的，因为我从未有过一丝质疑它们的想法。为了不让祖母失望或不开心，我愿意做任何事。而且我身在其中是如此快乐和安全，只有傻瓜才会想要去打破这个处境。） 所以这一切的结果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股安全感也在我身体里建造起一种内在的力量，它总能让我感到与别人之间的平等，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而且总是非常强大。也就是说，女权主义对我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一点也不重要。私下里说，它似乎总有点荒唐，不过这并不相关。别人怎么看它，对我而言都无所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