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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年祭灶的日子里，中国不少地区近代以来仍保留着“跳灶王”的习俗。腊月二十 四“丐者傩于市，二人扮男女为灶公、灶姥，持竹叶、冬青奔舞东西，谓之跳灶王。又有一人扮钟馗持剑，一人扮小鬼对舞，沿门而乞。” 这种风俗的渊源应与古老的驱傩巫术有关，而又有所发展。如从未闻灶王曾成家，为与驱傩有傩公傩母的习俗相合，乃为他配上一位灶姥；又结合过年期间的跳加官、唱喜歌等活动，遂形成一种新的样式。至今日，各地乡镇还有不少会作此种表演的人，在新年或平时喜庆的日子里（如店铺开张、人家生子之类）即兴演出，既为节日增欢，亦为自己谋取生资。 祭灶习俗渐趋淡化，但在时间概念上，从腊月下旬进入过年阶段的意识，在现代还是普遍存在着。农村中，此时已非农忙，可以较多精力用于筹备过年；城市中，除学校外，虽尚未放假，但人们从市场的变化、广告的渲染，从各单位的工作安排，也感到快要过年了。以往在除夕之前需要进行的掸尘清扫、美化环境、沐浴净身等事，从这时起也就会被抓紧进行起来。 2、守岁 除夕虽在新年的前一天，但却算得上是过年的第一个高潮，而今依然如此。一切的节日准备在此夜必须完成，明天将另有一系列活动，家庭主妇们也要好好休息暂不忙碌，于是，年三十往往成了最忙乱的一天，对于上班族来说，尤其如此。 现代人仍习惯地称除夕为“大年三十”，在外工作和旅行的人，至迟必须在这天下午赶到家中，多数人是早于这天回来，没赶上年夜饭，会感到极大遗憾。当代中国的城乡正在发生巨变，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者们跑得离家多远都不怕，但回家过年却总是他们内心热烈的盼望。数千万（一说近亿）打工者回家过年，过年后重返工作地，这给每年腊月中下旬至正月中下旬这段时间的交通运输带来巨大压力，加上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往往也选在此时探亲，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春运”高潮。中国政府，特别是交通部门每年都需对“春运”作出特殊安排，倾全力予以保障。然而，近十几年来，尽管情况渐有改善，届时各火车站、汽车站、航空港购票之困难，票贩子（俗称“黄牛”）的嚣张，候车现场的拥挤混乱，仍然是没有亲身经历者所难以想象的。这已成为中国过年的一大新特色，其形成的表层原因很多，而深层原因则与传统的习俗与观念分不开。 为了尊重传统习俗，为了安抚实在回不了家的打工者，各地很重视他们在过年期间的生活，有时特地为他们组织文娱活动。自古以来，在外飘泊的文人写过许多除夜思家的哀苦诗篇。直到今日，过年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依然是一件让人同情的事。在中国不论南北，不论民族，几乎人同此心，这就是过年民俗拥有数千年不衰的力量的真正源泉。 除夕的传统过法，有较多的仪式，如挂像祭祖、供奉神飨，乃至跪拜磕头、鞠躬行礼等等，这一套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很流行，特别是在一些乡绅之家。如鲁迅小说《祝福》所描写的绍兴鲁镇的鲁四老爷家，就极典型。 现代的趋势则是这一套由简化而渐趋消亡，但变化的速度并不平衡，有的地方，有的人家，变得慢一些，还能看到旧仪的片段留存。至于传统带有驱鬼避邪巫术意味的挂青松，悬桃符，贴门神，放爆竹等等，则有变形的保存。现代人仍喜欢在新年期间置门松，挂青蒲，在室内插鲜花，在门上贴春联春画（内容如招财进宝、福禄寿三星、关帝、观音）或倒过来的“福”字；仍喜欢放鞭炮或烟花，近年来烟花的花样和大小，都有很大发展。但现代人做这些，多数只是为了美化环境，为了增添喜气，为了自己愉悦，很少或几乎不再关注传统的祈求禳祝和驱逐鬼祟的含意。在民俗传承中，形式留存而内涵变异，老传统与时代因子巧妙结合，可以说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由于现代传媒的发达，也由于对民众热烈反响作出回应和刻意锻造，一种新的过年习俗正在形成之中，那就是每年除夕晚上阖家团聚同看“春节晚会”。在日本则是共看“红白歌唱大赛”。除夕阖家团聚本是传统节俗，以前多是飨祭祖先，家人围坐，闲话家常，聚餐守岁，大人喜欢打麻将或扑克，孩子们则拿压岁钱，放烟花爆竹，等待着新年钟响。现在除一切照旧外，还可收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除夕守岁变得更有意思了。1983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组织并播出春节晚会，大受欢迎，以后每年都搞，至今已有二十年，成为一个极受演艺界和民众关注的保留节目。在电视机尚属稀罕之物的时代，这档节目不但把阖家人团聚起来，甚至把几家邻居乃至全村百姓团聚在一起。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团聚的规模小了，但全家围坐共看这档节目，仍是除夕夜的突出现象。上文讲到各地为留城过年的民工安排文娱活动，让他们看上春节晚会，便是主要内容。曾有人质疑春节晚会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它的组织过程和艺术质量。诚然，这里需要改进之处很多，而可以施展的天地也极广阔，但它必须继续下去，唯一而根本的理由是全国人民需要它。如果由于长期坚持，不断改进，新年春节晚会的播出和观赏成为一种健康的新民俗，那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 3、 拜年 传统的拜年是加强和润滑人际关系的有效手段。现代人对此认识更深，行事亦更为自 觉，故此风至今不衰，且有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原本亲戚朋友、同事师生之间的过年走访基本照旧外，也继承了“团拜”的形式，即在某个范围或团体圈子之内，选择一个地点，约定一个时间，作有组织的集体互拜。这既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又可简化和减少个别走访的程序和时间。而且这样做，在非常亲密的人之间也并不形成约束，团拜之外，仍不妨单独走访。行之既久，团拜形式也稍有变化，大抵是改成正式放年假之前，在各单位或团体举行联欢，此日，凡能出席者都会出席，甚至可携带家属（主要是未成年的孩子），联欢会上，单位首长讲话，同事聊天，表演一些节目，吃些糖果花生，既是年终的告别，也算新年的团拜，此种做法日渐盛行，有形成风俗之势。有的较大单位，为避免下属给上司拜年的繁冗，还实行一定领导层的团拜。往往是在年前择定一日，各级官员皆到，进行简单仪式，互致年终慰问和新年祝贺。而由国务院、人民政协主持的春节招待会，虽是一次政治性活动（溯源也许可追至古代朝廷的元日朝会，但性质和形式已有根本不同），同时也有藉会见各界代表而向全国各界拜年之意——主持者的讲话中，往往直接点出这层涵义——至今也已形成习惯，向新民俗演变着了。 年假时间有限，而需要拜年的对象又多，有的还不在一地，怎么办？中国古人早就采取送达名刺（上书本人名字、籍贯、官职及敬贺语）以代亲临拜谒的办法。最初的名刺用途只是为通报姓名，与拜年尚无关联，这在秦汉时代就已出现，隋唐时，谒见长者贵人，也往往先是投刺，得到允许才正式拜会。至宋代，开始将名刺用于年节的拜贺，但并不限于过年。周密《癸辛杂识》云：“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签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 这里说的是“节序交贺之礼”，可见用得颇广。同书又说：“今时风俗转薄之甚，昔日投门状有大状、小状。大状则全纸，小状则半纸。今时之刺，大不盈掌，足见礼之薄矣。”看来，宋人的名刺发展到后来，其大小已颇像今日的名片了。送名刺对完成礼节而又节省时间，自有很大好处，但用滥了却也蜕变为冷漠的客套虚礼，为人所诟病。到了现代，由于书写载体的进步，再结合外来的经验，便发展出贺年片和贺年卡来。这样，不但一国之内可以通过邮政方便地贺年，而且给世界各地的朋友贺年也不再是难事。前几年，中国电讯事业发展很快，电话开始普及，费用逐步降低，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人们，便又转而采用既快捷又省事的电话拜年手段。近年随着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电脑进入千家万户，于是，从网上发贺卡拜年已极为寻常，拜年的民俗行事遂进入无所不能的虚拟空间。这也非常符合节约纸张、节约可贵的木材资源的理念。 科学技术还在继续发展，人类的通讯工具还会长足进步，未来的贺年方式将产生怎样的新变？现在还难以具体预测。但即从手机功能不断增长的事实，就足以让人相信，年轻的一代将获得更多更有趣的新型联络方式，包括拜年的方式。需要指出的只是，不管形式怎么变，拜年总是一种民俗遗存，其实质也总是为了增进或润滑人际关系。形式的不断变化与本质的相对稳定，就这样辩证和谐地统一着，只要本质不变，形式应是愈多样愈现代愈好。 当然，任何事物发展过分难免会向负面转化，宋代以名刺拜年变为士大夫虚文浮礼的教训，在虚拟的电子世界无限膨胀起来的时候，值得及时认真的注意。试想，倘若故弊重现，人们以科技手段表达的并不是发自肺腑的真实感情，而不过是一种现代的虚礼，那实际上岂不是对拜年民俗淳朴本质的取消和否定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