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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该系有十几位博士生选择以社区的某种宗教形态或多元宗教传统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其中有关民间信仰的研究亦投入甚多，展示出了人类学在社区的宗教整体研究和宗教比较研究方面的理解兴致。我们试择其中涉及民间信仰者略加概述。 诸如：黎熙元《乡村民间信仰：体系与象征》（2001）通过对广东发清远市没潭镇的田野调查，认为没潭人的民间信仰体系是由祖先、鬼神、数术三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连结而成的，是浸潭人看待自我和世界关系的基本视觉的符号化表述，分别体现着乡村人的人生观、社会观和宇宙观。浸潭镇民间信仰仪式的复兴，是乡村人努力重建道德秩序的一种表现。文永辉的《神异资源——一个乡村社区的宗教市场与宗教经营》（2007），立足宗教市场论这一理论视点，从宗教供给面入手展开对宗教问题的探究，并质疑组织化宗教一定会取得宗教市场胜利的结论。文章通过对贵州省瓮安县的一个社区——草塘宗教市场的田野调查，探讨宗教供给者即各种宗教组织和宗教人物如何进行宗教经营，以图占领更大的宗教市场份额，同时促进了当地的宗教复兴。刘志军《乡村都市化与宗教信仰变迁：山西平陆张店镇个案研究》(2005)[27]选取了山西平陆县张店镇为目标社区，重点关注了传统的“普泛化宗教”中国民间信仰与西方“制度化宗教”基督宗教在乡村都市化背景下的冲突、交融和互动，借以思考乡村都市化与宗教信仰变迁的内在关联，以及宗教信仰在乡土中国发生变迁的深层原因与未来走向。陈晓毅的《交响与变奏:青岩宗教生态的人类学研究》（2004）[28]试图从宗教生态论角度描绘中国宗教生态系统形成、嬗变的轮廓，并探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生态系统的若干问题。作者勾勒汉族、布依族、苗族三种民俗宗教以及儒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在青岩古镇的历史发展脉络，提出青岩宗教生态系统的“三层楼结构”——底层(民俗宗教)、中层(儒、释、道等传统宗教)、第三层(基督教、天主教等一神教)，剖析了“宗教生态”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含义。 在讨论中国民间信仰的人类学研究取向时，无疑也不能忽视近年相当活跃的华南“历史人类学”或社会文化史学者在构建学术共同体中的努力，以及在民间信仰研究方面的进取心。这批学者主要集中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其中，赵世瑜有关华北地区民间信仰的历史研究细腻而精巧，作者对华北庙会活动与乡土社会网络、地缘组织与仪式表演、太阳崇拜与社会记忆的研究[29]，显示“小地方与大社会”研究中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民俗学的魅力。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人结成的学术共同体[30]，在组织和推动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方法方面贡献颇丰。此外，刘永华、陈进国关于民间信仰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亦具有一定的特色。刘永华通过对福建连城四堡地区的民间礼仪和文化中介——礼生的系列历史人类学考察，讨论了一个地方的礼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士绅文化、道教文明是如何借助一套完整的信仰性的仪式框架进入地方，并与地方崇拜体系相结合，从而完成文明的演进和地方教化。[31]陈进国结合丰富的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尝试将生活史，宗教史，家族史，思想史揉合在一起，来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系统和民众的生活方式的风水文化事象，是如何参与构建近世乡土社会的认同、分类意识，并影响社会文化秩序的整合。[32] 概而言之，与文化人类学者迥异的是，华南历史学者对人类学方法的取经，兴趣点显然并不在作为一种宗教体系的民间信仰自身，而是在民间信仰所寄生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空间方面，其关键性的特征是透过以民间信仰为核心的民俗来看历史。在民间信仰研究上，如果说华北民俗学者的整体研究取向更关注当下的社区及其语境的话，华南学者则将触角有力地伸进了社区背后的历史脉络和社会网络方面。前者的关键词是作为当下的和具体事象的“语境”（也包括诸如“生活”、“整体”等），试图透过语境中的民间信仰事象来看社区或村落中“标志性文化”和民间文化符号的构建；后者的关键词则是作为历史和社会文化网络的“地方”（还有所谓的“历史现场”），透过小地方的民间信仰活动看变动的“大历史”、“大社会”或“国家的在场”。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民间信仰或地域崇拜体系，其实只是诠释“语境”和“地方”的文化工具而已。 因此，华北民俗学者和华南历史学者的民间信仰研究，事实上都可能形成了一些格式化的操作模式，比如对“权力话语”的运用，对“国家与社会”框架的关注，在“本土化”呼唤中西方问题和理论标准的在场等。当然，在华南历史学者的研究中，有关祭祀圈理论的反思可能是一个特例，这种回应主要源于闽台学者的情景交融和地域文化的相似性。其讨论的成果如何姑且不论，毕竟直接切入了地域崇拜体系的祭祀组织问题的讨论。[33]一位民俗学者称：“当一种研究范式为大多数学者所掌握，成为一种学术操作模式的时候，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可能会沦为学匠式的重复劳动。如果未来语境研究范式也成为了民俗研究的操作模式，这种范式被超越的时代也就不远了。”[34]在我们尚无法改变将欧美的理论标准和主流话语相对化，以及必须面对原本无分中外的一些宗教普世问题的情景下，这种反思的声音无疑值得我们驻足恭听。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海外及港台的汉学研究者开始被允许进入中国大陆华南及西南，实施一系列的民间信仰与地方文化的调查计划。其研究策略之一是同大陆地方高校及市县文化部门合作，组织撰写大批量的田野报告。每位大陆作者扮演了调查员、打工者、研究者的多重身份。这一系列调查利用的是文本与田野相结合的跨学科方法，有效地推动中国大陆的区域民间信仰研究热潮，并培养了一批学院体制外的富有活力的民间文化研究者，如叶明生、徐宏图等。在“非遗保护”成为显学之后，他们相应地成为地方文化的咨询专家。 我们重点介绍其中的几个研究系列。 1、劳格文（John Lagerwey）主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25册（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1996-2004，相当大的篇幅涉及华南地区乡族社会的民间信仰问题，而这一系列田野报告涉及“宗教、建筑、以及中国东南部的经济”、“中国农业社会的结构与原动力”、“中国东南的地方宗教与社会”、“粤北的宗教节庆”等海外及港台研究计划。 2、王秋桂主编的《民俗曲艺》丛书（台湾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系“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1991至2000年）成果之一，主要以西南及东南的“傩文化”为切入点，内容包括调查报告、资料汇編、剧本或科仪本（集）、专书、研究论文集等，亦汇集了大量有关民间信仰、民俗文化及佛道教的民俗形态的资料文献。2006年7月起，王秋桂又负责主持“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地方社会比较研究”、“中国村落中的宗族、仪式、经济和物质文化”计划，并将视野扩大到华北地区，无疑将涉及更多的民间信仰的社会整体研究。 3、康豹和浙江学者也一同出版了“浙江传统社会丛书”，涉及苍南、平阳、天台的民间信仰和地方道教调查，相对规模小些。[35] 当然，上述集合性的地方田野报告，仅就每一具体的村落民俗志或民族志而言谈不上精致，这从系列中的标题或书名可知一二。不过，计划主持者的策略是让当地人写当地的历史、民俗、宗教、信仰，让当地人（调查者也是当地人）表达当地人的信仰与文化，从而多视点、多层次地描述出区域多元的活态的民俗信仰事象。而主持人并不急于用熟悉的西方话语来匆忙地做出结论，反而表现出了理论上的谨慎，这不失为中国区域民俗志或民族志的另类的反思实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