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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时民俗记述范围的有效把握 岁时节日作为民众生活的时间节点，时间是其基本属性，它以年度为周期，以四季时序为基础。在自然农业的时代，人文时序必须适应自然时序，当然这种适应可以是被动的适应，也可以是主动的适应，汉魏以后形成的岁时体系，就是民众在适应自然时序过程中主动创制的人文时间系统。因此，在岁时节俗中包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其中最主要的是民众对时间的态度与理解。 民众的时间态度具体体现在岁时信仰、岁时禁忌、岁时礼仪诸岁时民俗事象之中，《荆楚岁时记》在记述岁时民俗时基本上依照这一范围，对岁时节日中的信仰、禁忌、礼仪、饮食、娱乐与神话传说等民俗事象作了较全面地描述。如寒食是古代的禁火日，时间在冬至后的一百零五日，《荆楚岁时记》说“据历合在清明前两日”，节俗为禁火三日，作餳大麦粥食用。《荆楚岁时记》引录了文献中有关寒食与介子推的传说，认为是“流俗所传”，但亦予存录，宗懔显然已认识到这并非寒食起源的真相，但其反映了民众对寒食节俗的解释。寒食还是春嬉的娱乐节日，《荆楚岁时记》对斗蛋游戏与打毬、鞦韆等竞技娱乐的古近形态作了细致的描述。从宗懔对岁时民俗事象的叙述看，他注意突出心意民俗、行为民俗与口承民俗在岁时节俗中的地位。 由此可见《荆楚岁时记》作者有着较清晰的民俗观念，对民俗事象有较准确的把握，对民俗范围有确定理解，这种理解已接近当代人对民俗范围的界定。 四、月令与岁时记——两种不同时间观的比较 《荆楚岁时记》沿袭了《月令》依自然时序叙事的传统，《月令》本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节律，安排人事活动，为“岁时记”叙述四时节俗提供了时间表述的参照。但《月令》与岁时记表述着不同的时间观念，二者在时间观念上不仅有前后的历时差别，而且也存在着层位不同的歧异。 《月令》如前所述，是王官时代的时间表述，它是少数人借对天象观测的知识垄断，从而实现对时间的垄断，自然时间被赋予阴阳五行的神秘属性，时间的颁授与天子的权力意志结合在一起，自然时间在王官那里转化为政治权力的资源。天子利用自然时序的季节特性，进行祭祀活动与社会行政管理，将王官之令作为自然律令的对应指令颁布给全社会，所谓“王者上奉天时，下布政于十二月也。”【7】人们必须无条件的遵守由王官转述的“天时”。平心而论，在上古时代，“观象授时”是必要的，那时，人们限于生存能力，只有被动地适应自然节律而生活，因此人们要准确地观测天象物候的变化，以安排四时的生活。季节时间点的准确观测，在当时只能是朝廷中的专业人士，祭祀的时间与农事时间都依赖于这些专职人员的观测报告。王官在接到时令节点的预报后，就在相应的时间内举行一套特别的仪式，以显示对上天赐予人世以时间的特别尊重，将自然时间神秘化。帝王的迎气仪式的另一重要意义是向社会大众公告：天子以从上天那里迎来了新的时间，人们可依据季节特性循时而动，因时而藏。《月令》有着很强的规范与指导意义。它是作为时间政令发布的，违者将受到处罚。“宗教上的生存关怀”与统治权力结合以后，演变为时间指令。《月令》表述的是统一的、独断的、具政治意义的标准时间。 《月令》作为时间政令，在秦汉帝国时代曾发挥实际效用，魏晋时期尚存“四时读令”之制，【8】（P1727）南北朝时代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央帝国崩溃，礼教制度瓦解，作为礼法主要内容的统一的王官之时失效，月令传统衰微。正是在这样一个动荡、分裂的时代，传统时令叙述中断的情况下南朝出现了地方性的时间表述。但月令叙述的衰微，并不能说月令传统就此消亡。事实上，在南北朝时期，北朝因地理及政权性质的关系，有意识地复兴古代礼制，月令亦在其中。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398）下诏：“五郊迎气，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8】（P1728）北齐亦行迎气读令之制，[③]北周高祖保定三年（563）下诏：“自今举大事，行大政，非军机急速，皆依月令，以顺天心。”【9】可见北朝不仅在地域空间上占有中原，而且在文化时间上也继承了中原政权的时间体制。随着隋政权自北而南的统一大业的完成，作为帝国时间体制的月令，重新恢复了它在全国范围内的独断地位，月令在隋唐时期得以复兴、延续。隋在统一之初，就着手修立明堂，认为明堂月令是“圣王仁恕之政”的体现。因此以《月令》为纲、详解《月令》奥义的《玉烛宝典》一经献上，就受到帝王的奖赏。接着唐亦由帝王钦定月令专书称为“御删定月令”，即《唐月令注》，并沿袭古代四时读令的传统。帝王以重新颁布月令的形式实现其对时间的垄断。宋代以后，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非农经济成份的增长，社会生活出现多样化的趋势。因此，以北方农业物候为时间标识的月令已失去生活的指导意义。自宋开始不行读令之礼，“但以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以四孟及季冬有事于宗庙。”【8】（P1730）明朝进一步淡化传统时气观念，以世俗岁时取代传统的王家月令，“《明会典》：洪武二年（1369）重定时饗，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至，惟岁除如旧。”【8】（P1731）皇家祭典的时日完全采用民间时序，这真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化。因此反映在时间记述的文本上，宋以后出现可诸多岁时类著作，月令之书虽沿袭旧体，但其地位与性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们已不再有政令的指导意义，只是一种农事指南与社会生活的参考读物。如宋周守忠《养生月览》、明冯应京《月令广义》、清李光地《月令辑要》等，它们或是记专项的月度养生活动，或是古代月令知识的汇编。月令在中古以后已失去了神圣的时间指导意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