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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带去的礼物由两个部分组成：必须携带的与自愿携带的。自愿携带的表示女儿对娘家的孝心，往往按照娘家的需要准备；而必须携带的则由夫家决定，其品种一般有甜叶糍粑，鸭子或者猪肉等。娘家得体的回礼是自家包的甜叶糍粑，倘若他们想表达对亲家的好意，还可以多回些东西，但是数量不能超过送来的礼品。这些规则同时约束着两个家庭，很明显，“七月十四”归省的目的在于维系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甜叶糍粑如同一个忠实的传声筒，通过交换自己做的糍粑，两个家庭交换着彼此的肯定态度——这种交换如果受阻（将亲家的糍粑当作回礼返还）则表示希望终止这种关系。娘家在这对关系中占有优势——它掌握着回礼的主动权，可以多收少回——他们的女儿成了夫家的人，这是他们送给夫家的一宗“大礼”。但他们又不能只收不回——他们在收礼时同样承担了回礼压力：如果娘家想要将礼物交换中的优势地位继续下去，他们则必须通过回礼打破夫家用礼物交换了女儿这种象征性的平衡，使双方的关系回到礼物交换前的状态，促成新一轮的礼物交换和随之而来的感情交流。在村民的经济状况和家庭组织形式一节，我已经说到，高莲村的姻亲关系很密切，而且常常通过姻亲关系寻求帮助，这也是他们与另一家庭发生联系的主要方式。 总而言之，“七月十四”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处理家庭内部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在社区范围内维持家庭的正常运作，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七月十四”是一个家庭节日！ 3．对节日变迁的分析 这个家庭节日随着家庭形式的变化而必然在节俗和功能上发生变化。当前“七月十四”有两个变化是明显的：一，节日祭祀活动的简化，二，妇女省亲活动的松散化。 祭祀的简化与家庭规模的缩小、参加祭祀仪式成员日渐减少等因素密切相关。青壮年人口的离去，使高莲村的家庭结构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家庭秩序链条上的主要环节被抽去，传统的祭祀仪式也就不能再通过强调家庭秩序对家庭成员产生约束力。当人们不需要或者无法进行秩序确认时，仪式的神圣性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祭祀仪式缅怀先人和增强凝聚力的作用却未曾改变，因此这种仪式形式仍然存在。只是仪式延续的时间缩短，频度减少，祭品种类与数量都在变更，主祭人的角色也越来越多的由女性承担。这些迹象都说明仪式的神圣性正在淡化并越来越偏向于世俗一端——在当前的节日里，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借助这个机会来改善生活。 不仅是在处理家庭内部关系时如此，在处理家庭之间的关系时，人们的做法也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因为形势所迫，“七月十四”省亲常让妇女们感到分身乏术；另一方面农民的社交范围逐渐扩大，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改变了他们只能依赖亲戚的观念，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在需要帮手时出钱请人干活的高招。家庭和家庭联系的纽带渐渐松散——虽然妇女还会不时回娘家，但如果不是节日归省，妇女带去的礼物就不必回礼。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仪式性往来也越来越少，这直接影响到当地村落社会形态的发展。 由此看来，传统的“七月十四”作为家庭节日的社会功能正在经受严峻的挑战，至于它的形式、内容和功能将怎样发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郑航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南宁师范学院广西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室编印．广西少数民族民俗调查（第二集）［R］．内部资料，1982． 南宁师范学院广西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室编印．广西少数民族与汉族民俗调查［R］．内部资料，1983． 张六生．柳州岁时风俗记［J］．柳北文史（第4辑），1990． （英）埃德蒙·利奇．从概念及社会的发展看人的仪式化［A］．史宗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Z］．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