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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们对于中国民俗学的时间导向经历了“过去”(遗留物)向“当下”(生活文化)的转变，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不够的，其实中国民俗学一直是“未来”导向的，就像中国的现代学术的总体时间意识是面向未来的一样。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革命、学术生产都是为了在未来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民俗学不是在这个大局之外，而是恰恰一直在这个大局之内寻找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今天清醒地认识这种历史宿命，继而要把宿命转化为使命，通过学术自觉成全民俗学学科在时间意识上的完整性。 关键词：日常生活；学术自觉；未来意识；民俗学 标题注释：本文的基本内容曾经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京师社会学讲坛·民俗学系列”的讲座(2016年4月28日)和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东京大学岩本科研所主办的中日韩会议(“追问现代社会——媒体与日常生活”，2016年9月3日)上发表过，感谢萧放教授、朱霞教授的讲座安排，感谢鞠熙博士、孙英芳和黄阿鸽同学帮助提供记录文本。感谢张举文教授、张士闪教授等学友指出了原文中的一些问题。 民俗学是关于文化遗留物、关于传统、关于社会记忆的学问——这些论述既是学科的常识，也不断得到新的阐发。似乎“过去”理所当然的是民俗的(本质)属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学界的基本意识是：民俗是过去的，在“现在”只是残存的，注定没有未来。而我在这里要论述的是，民俗在近些年已经在实践中被赋予了“未来”时间，我们可以且应该让“未来”在民俗学里确定一个位置。 民俗学的时间意识长期是以“过去”为中心的，尤其是在文史研究的取向里。虽然在社会科学取向里，民俗学也有“现在”的时间意识，但是其“现在”意识是研究方法上的，也是选择性的，也是一种不完全的“现在”意识。对于民俗学，“未来”确实比较遥远。而我在这里想做的，是要补足民俗学的时间意识，让中国民俗学是一门时间意识健全的学科，既保有充分的历史意识(“过去”)，也有完全的当下意识(“现在”)，还有逐渐浓厚的未来意识。 我们要完成中国民俗学的这样一种基本观念的转变，既是因为我们对于日常生活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视，也是我们当前倡导把日常生活作为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的需要。因为我们不是基于文史雅趣，而是基于对当下现实的日常生活的关怀，更是源于对合意的日常生活未来的追求，我们才有建立中国民俗学的完整的时间意识的学术热情。 我们能够推动中国民俗学的这样一种基本意识的健全化，当然是基于学科内在积累的演化，但是更为直接的外部推动力则是这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实践，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民俗”不仅在学术意识上是属于“过去”的，而且在日常语言里、在社会意识里都是如此。但是，当大量的民俗项目被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国家体制和社会公众都确认要保证它们的未来传承，“民俗”所内含的除“过去”之外的其他时间，尤其是“未来”时间，就一下子被完整地呈现出来。民俗有未来。这已经是一种中国事实，并同时得到了国家体制和社会人心的确认、承诺和保证。中国民俗学当然不能继续在原先那种片面、割裂的时间意识中沿袭自己的民俗研究。 一、日常生活与民俗学 民俗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既是一种经验现象，也是一种新的理论取向。在经验上，民俗从来就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本身就是生活中的文化现象。这似乎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但是，民俗学的研究一直是按照体裁分类研究民俗事象，长期没有让“日常生活”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进来。民俗学并没有在理论上反映民俗与日常生活的真实联系。 像其他各种学科一样，民俗学也有许多朴素的基本知识。学术的提升，很多时候是从质疑某一常识开始的。民俗学的对象是什么?当然是民俗。如钟敬文先生的权威说法，“民俗学，在性质上是现代学，即以当前传承的民俗事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①又如一些通论所说，“‘民俗学’顾名思义即是以‘民俗’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可是岩本通弥恰恰要问，民俗学就是研究民俗的学问吗?当岩本通弥发出这惊人的一问之后，他自己在日本学术史中返回到柳田国男开创乡土研究的初衷，认为日本民俗学本来就不是以民俗为对象的学问，而是通过民俗进行研究的学问。民俗学固然在做民俗研究，但是不要忘记学科创始人的初衷，研究民俗是为了研究民俗背后的“日常(生活)”②。 民俗学的对象从“民俗”扩大到或转变到民俗背后的“日常生活”，体现了民俗学学科发展的两大成就：其一是民俗学不断与现当代哲学思想相结合，在哲学上超越了关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的朴素观念；其二是民俗学向基于实地调查的社会科学的转变。如果设定以“民俗”为对象，我们可以满足于现成的资料；如果设定以民俗背后的日常生活为对象，我们就必须去现实生活中开展科学的调查研究。关于民俗学对象的新说法隐含着民俗学的新定位，新理论，新方法，新伦理，甚至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民俗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