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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被界定为民俗，民俗被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内中包含的时间意识是十分不同的，“过去”与“未来”先是相反，后是相成。原来日常生活为什么要否定，又如何否定呢?就是运用民俗学所代表的理念，非现代的生活方式对于众多的国家虽然就是“现在”的普遍的、主流的方式，但是可以把它们界定为民俗，在人类的大历史里是属于“过去”的。国家在观念上和政治上否认其“现在时”，其实是为了在历史过程中否定其“未来”存在的可能性。显然，如此民俗是因为传统的、“过去的”属性才遭否认、否定，但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里，现在还是因为那些传统属性而成为被肯定、认定的对象，成为未来必须得到保障的对象。 于是，我们从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运动与社会后果看到了一个关键的思想方式、一种时间意识、一种让“过去”与“未来”相反相成的制度机制被建立起来。回到民俗学的学术探讨，我们看到户晓辉把学术的时间意识引入进来，为我们能够深入思考民俗学的时间意识与国家的历史意识及其内在联系提供了思想资源。户晓辉对民间文学的思想方式进行哲学的解释，发现民间文学叙事如何包含过去和现在及其开放性所带来的未来可能性。⑩他在理论上为民俗学把过去、现在与未来贯通起来，我们结合中国社会的文化实践、公共政策实践已经走通的道路，把日常生活纳入进来，为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与社会参与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完整时间意识建立起来，开启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的新天地。 我们从1990年代初不满意民俗学面向过去的遗留物研究取向，用民俗生活的概念把民俗学拉到当下，完全没有想过民俗学可以建立明确的未来维度。甚至我们在后来论述日常生活的民俗学的时候，遭遇一些论述难题，也还没有意识到未来维度的意义。2015年12月11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间文化研究专委会联合召开“经典概念的当代阐释：过渡礼仪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学术研讨会，张举文、户晓辉和我在交叉讨论成年礼的前景时，我才明确地有了日常生活与未来民俗学的想法。中国民俗学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链条补齐，把它们的关联与转化说通之后，很多的理论问题跟实际问题都有一个更好的表述机会。 我们跳出民俗学去看，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学术就是一个彻头彻尾以未来为导向的学术。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规划的现代化，整个社会长期处于靠操作“未来”才能够确定是非的公共生活。一些国家的学界比较多地思考人类文明的前景和世界社会的未来，而中国学术其实非常强的就是讲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学术是非常中国主义的。从近现代学术兴起，中国的总问题就是解决中国尴尬的处境，让自己重新处于自己所期盼的国际位置，今天大张旗鼓在说的复兴与崛起，并不是这个时代才出现的。能够超出这个主题的学者很少，也很难。国难当头，你在一个危机当中，首先要解决自己的存亡问题，其实也就是如何有未来，有好的未来的问题。主导的声音就是要新的公民，新的文化，新的生活，要建设新中国，顺便也希望有一个新的世界。这都意味着我们要痛苦地改变我们自己，放弃我们已经拥有的文化认同。那么，什么是“新”，什么是好的“新”?这很难在短期内以和平方式达成共识。于是，不可避免，我们互相批判，互相羞辱，互相折磨，谁都是满身伤痛地前行，可是谁也不知道何时能够到头。经过数十年的互残，我们其实都明白我们最急迫需要的是尽快找到以最经济的方式达成共识的基础。社会以民间的方式到书面传统、生活传统中寻找相互认同、达成共识的基础，但是在意识形态体制上很难改变思维，因为近现代确定的对于未来的追求并没有完成。恰恰在中国社会最需要的迫切心态里，国际社会送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及时雨。 民俗学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一部分，当然也要用自己的专业服务中国现代学术的总追求，也应该可以发现在它的学术中所包含的未来导向。第一点，民俗学充当现代学术的手术刀。既然要让我们脱胎换骨，怎么个换法?治病要动手术，要有手术刀，民俗学是起了手术刀的技术作用，就是把日常生活转成民俗，让社会明确要割弃什么，有明确的否定对象。生活的民俗细节被改变了，似乎我们自我就刷新了。当然，我们说民俗学，是说民俗学的学理和思维方式，而不是民俗学者，因为民俗学者在人数和个人作用上是十分微小的。实际上，现代思想与学术界，很多人在谈民俗，很多人在做民俗批判的事。一个社会自己否定自己是困难的，但是可以运用策略，选择民俗之民来代表落后的东西，通过否定他们来逐步改造社会。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明白，把现实的生活转化为民俗加以否定，是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工程的逻辑起点。没有这个环节，中国社会的现代革命就形不成一个操作的策略。那个时代的民俗学自身不能介入未来，它擅长的是制造可以告别的“过去”，间接地为某种未来服务。 第二点，民俗学者实际上充当着现代学术的良知，保持着对弱势群体的文化的兴趣，一直在努力对受到文化冲击的弱势人群有所关怀。当民俗学为那种通过摧毁过去而服务于某种未来的国家规划提供学理支持的时候，民俗学者能够看到民俗之民的不幸处境，他们不能得到文化上的尊重，他们的教育机会、社会流动机会是不公平的。改革开放之后，民俗学恢复起来，学者们大都同情自己研究的人群，试图理解他们对民俗的复兴。学者们仍然相信这些民俗的落后性，但是也保有对他们的同情，培育了一种学术理性与同情弱者的良知相混合的专业心态。民俗能够逐渐得到越来越多同情乃至正面的评价，最后迎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到来的一天，学术良知在其中发挥了正面的作用。民俗学者一直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处境，有维护他们的尊严、改善他们的文化生活的愿望，只待有机会落实。 第三点，民俗学者充当着国家与社会的中间人，尤其在当前这个阶段，充当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积极关系的推动者。我们看到，民俗学人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建设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他们历年对于民间文化的发掘、记录积累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备选文案，各种民俗志、民间文学集成成为地方社会生活的活态文化传承的载体；他们广泛参与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传承人的申报与评审，提供专业服务。社会大众生活中的文化能够成为国家承认的公共文化，民俗学者在其中给予了最好的专业支持。 在打通未来之后，我们重新把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性放回到我们的思考，能够得到一些新认识，能够理顺一些原来看似矛盾、龃龉的方面。第一，过去的日常生活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化认同的对象。民俗是过去的日常生活，它们原来作为文化遗留物是要从生活中消除的现象，而现在成为地方的、国家的、人类的文化遗产。文化遗留物都有未来了，民俗学的未来之路就通畅了。文化遗留物具有最深厚的历史内涵，被相信曾经是最有社会基础的传统，所以理所当然是文化认同的对象。早先的日常生活就是我们过去的自我，我们强烈地不顾一切地追求现代化时因为失去自信，要求一个新我，所以我们的公共政策是操作如何不留痕迹地抛弃它，现在我们更在意“我”是谁，不惜花各种代价寻找自我的依据，仅存的文化遗留物被发现是我们的无价宝物，重新变成了我们的共同体自我认同的对象，并通过文化遗产保护过程重新成为我们内在的自我。第二，民众现实的日常生活理所当然地成为尊重的对象。过去我们对于民众的尊重是情感的、伦理的，但是在文化上是要否定、改造的。现在因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项目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传承人群，我们现在才能够真正在文化上尊重他们的日常生活。第三，我们社会的未来的日常生活可以期盼将理所当然地成为政治、经济所服务的对象、目标。我们知道服务民生与服务日常生活是非常不同的，前者假设生活是一个生存问题，后者假设生活具有自身的情感、价值、尊严。我们以前提倡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应该为公众的日常生活服务，其实是很心虚的，因为那个日常生活在文化上是很负面的，让一些人在理智上觉得不值得。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极大地推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正当化，明显提升了其政治地位，我们今天更能够理直气壮地倡导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放置在政治与经济的优先服务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