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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时期，爱好者所关注的民俗现象是自己生活之外的，而且，与所谓民俗发生关联的是生活的局部现象或少数人现象。如果“民”被明确指认的话，他们是标准文化的社会多数之外的少数，是同时代的少数人，处于社会底层，生活在边缘地带，所以才是跟这些所谓主流人群不一样的人群。在这里，民俗是现实生活被两分的外在表现，是两种人相区分的标志。这样一种二分是从民俗学兴起之初就隐含着的内在逻辑。它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我们今天要进一步推动民俗学的发展，恰恰是想通过日常生活概念把明里暗里分割的东西“合”起来。 民俗在发达国家是指少数人群，但是民俗概念进入中国，所指向的却是我们的基本人群。中国在近现代移入西学诸学科的时候，是一个前工业化、前现代社会的国家，按照西方民俗学的文体和事象按图索骥的结果，就是基本的日常生活都应该归入民俗。我们的民俗之俗就是多数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民俗之民就是社会的多数。“民”是社会的基本人群，但不是主导的人群，因为另外一个新的阶级，一个新的接受现代文化教育、执掌领导权的阶级在中国形成、扩大，虽然长期是社会的少数，但他们是文化的主导者和社会范畴的划分者。民俗学者也属于这个阶级。在我们今天的讨论当中，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民俗学在中国所指的民俗之民从来都是说的主流人群，从来都是在关注主流人群，在讲主流人群的故事，尽管在早期的学术中我们没有这种清醒的表达。我们今天对这个基本事实的自觉认识，有助于我们仍然坚持关心国家的主流人群的初心。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借助日常生活概念，明确地把它说出来，用起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在加速发展，今天大家看到中国的城市人口在统计上已经超过50％，而更多的人口在日常生活的基本面是类似的，从学校教育、节庆、人生礼仪、衣食住行的消费都形成了一个类似的社会多数。我们这代民俗学者完整地感受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变化。对于这场生活变革，我们曾经提出两种矛盾的说法。其一，面对城乡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传统民俗大量活跃起来，城乡各地又以各种方式恢复着传统的风貌，我们欢呼为“民俗复兴”。其二，观察传统体裁的民俗在农村社区的蜕化、碎片化、部分消失，我们也惊呼“传统文化濒临灭绝”。其实，就民俗现象来说，这两种矛盾的说法都是在讲同一个日常生活变迁的不同维度。人们在过去四十年有机会、有条件比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传统民俗当然在选择范围，国家也重新学会尊重、利用人民对于传统民俗的选择；但是人们的选择是自主的，是充满创新与改造的，所以传统民俗又是以各种方式与其他文化杂糅、混合、融汇在一起的。于是，就前一半来看是民俗复兴，就后一半来看是民俗蜕变。如果我们采用日常生活的概念来思考，就能够看到这种复合现象正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状态。 如果我们执迷于民俗体裁和具体事象的不可改变，我们就会失望于标准的民俗群体的减少。按照这种趋势，我们曾经关注社会的多数人群的历史就在被改变，因为这个主流人群在流失，慢慢变成少数人群了。如果我们仍然要关心社会的多数人群，我们就要重置自己的学术，让它有能力仍然关心新的主流人群。如果我们把关注主流人群作为学术传统，而不是像英国模式那样子，从来都是关心少数人群。当然，中国民俗学在发生之初对社会多数的关注与现在要通过重新调整自己的思想而形成对社会多数的关注，是含义不同的两个阶段。 我们说到新文化，尤其是作为新文化运动后果的文化革命以及再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对经典民俗的冲击与摧毁。我们一方面可以把这个过程看做民俗学的外部现象，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不是民俗学所能够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应该把它看做民俗学的内部现象。民俗学进入中国之初，定义为对于文化遗留物的发现与研究。恰恰相反，这些所谓的民俗不是某种生活的残留物，而是当时中国的广泛的生活状况。那些东西不是遗留物，而是完整的生活现实。可是民俗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想方式，把自己的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一波一波地界定为民俗，再被界定为“四旧”，被贴上“封建”“迷信”“落后”的标签，成为社会运动的否定对象，而终于基本上被否定殆尽。中国社会的这种生活变迁，虽然不是民俗学者的责任，但是我想说，这样一个过程是民俗学参与的过程，民俗学的思想方式是这个过程的政策与策略的学术代表，民俗学者虽然在人数上是少数，而在思想方式上是决策精英中的典型代表。所以，通过民俗学，我们能够真正理解现代体制、现代意识形态如何改造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⑤ 传统民俗在一浪一浪的文化革命中是否真的消失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有时候所说的消失，实际上是不可见(invisible)，是在公共空间里面不出现，这是一个公共空间的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够说这就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事实。对于日常生活的事实，确实需要专门的调查才能够澄清。在那个时代没有哪个学科能够做这样一个调查。不管怎么样，在公共领域，传统日常生活方式不能够正当地出现，因为它们的所有人群失去了表现它们的正当性，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们从另外一方面说，文化革命并没有成功，所以才有后来的民俗复兴，当整个意识形态环境更开明，或者更自由的时候，日常生活又重新能够“冒”出来。曾经的地上河变成地下河，现在地下河又“冒”出来成了地上河。 民俗复兴要从两个维度看，一方面在重新出现，一方面又在重新正当化，所以民俗复兴不仅是民俗现象，而且是社会历史现象，必须置于整个社会过程来认识。我们虽然可以持续开展民俗的形式研究，看哪些民俗模式在传承，哪些在蜕变，但是更有必要的是把民俗置于社会生活过程来认识。钟敬文先生在这场民俗复兴的早期就敏锐地发现把民俗置于生活看待的必要性，并且是把它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前途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民俗是一种生活文化的理念，由他开启了从生活概念来建构民俗理论的新路。⑥我们作为后来者继承了这一思想，不过采用了有明确的哲学根基的“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概念。⑦这种接续的学术努力，主要还是让民俗学具有现当代哲学的根基，掌握社会科学的规范方法，对当下、现实具有介入能力，促使民俗学从文史兴趣之学转向对社会、对民众有现实关切能力的学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