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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年代初，郭绍虞指出谚语为时代的思想印记，并把当时的风俗情形用简约的言语表现出来，时人也提出歇后语在语音学上的重要性;三十年代初周作人重刊《越谚》，进一步推动“风土谚语”的研究。研究风俗则可了解民族文化，风俗调查会的成立啟事说：“风俗为人类遗传性与习惯性之表现，可以覘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风俗调查，为文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论，以及法律，政治，经济等学不可少之材料。”在五四时期，民俗学研究的终极关怀在于改造国民性。三、四十年代之交，国势日趋险恶，但各地的风俗、俗语调查和考察始终不曾断絶，这时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为了保存和了解民族精神。朱介凡在《论中国谚语的蒐录》指出，抗战爆发后有四处继续谚语蒐录的工作，日后他在《中国谚语论》指出谚语的价值是“接触民族的歷史、风土、人情”，“全民共有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和“在世俗生活的权威”。 谚语和风俗一直被视为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载体，谚语的蒐集和研究也一直被视为属于俗文学的范围。作为学科的俗文学，从郑振鐸到曾永义都把“俗”定义为“雅俗”之“俗”;在八十年代，施蛰存曾提出应为“民俗”之“俗”。但是，无论哪一种说法，都强调俗文学的基本精神，即旨在民间层次的研究和保存民族面貌，了解民族特质和精神。因此，俗语和风俗的研究从来都有深刻的民族意义，目的是了解民族性底层真实而复杂的精神面貌。基于探讨民族底层精神面貌的共同目标，民俗学、风俗学、俗文学、民间文学等学科从一开始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半个世纪以来它们的研究目的一直重叠，充满强烈的民族意识。戴望舒写作“图解”时，自由度受到一定的限制，没能详细地作文献的研究和陈述，也不大可能作田野採集和考察。但细读前期“图解”就明白，戴氏的用力之处显然在于挖掘风俗、方言的文化源流、演变。在沦陷时期，侵略者的统治下，本国本土的风俗研究就更有保存民族精神面貌的意义，侵略者最终必以消灭民族文化为目的，因此，记录和考证风俗、俗语无疑是一种隐晦和曲折的抗衡。1944年，戴望舒曾在上海通俗刊物《太平》发表风俗研究散文《除夕旧闻录》，陈子善指出其成绩和意义： 当时，戴望舒正处在“灾难的岁月”中，他蛰居香港，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淫威下，只能在作品中十分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心声。这篇《除夕旧闻录》虽大半抄录古书，但条分缕析，写得如数家珍，固然显示了戴望舒对除夕风俗作过系统的研究，也未赏不可看作戴望舒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稔和热爱，他始终是爱国的，抄书中正有深意矣。 以此文和“图解”对照，便可知文献考据确为戴氏研究风俗的主要方法，“图解”为要通俗化而受到的限制也更为明显。必须指出的是，“图解”也应视为广东和香港俗语研究中特殊而重要的成果，并为保存和普及俗语材料作过贡献。吴昊(1947-2013)是香港著名学者，极受香港青年、传播界和文化界尊敬和爱戴。他早年在电视台参与多部膾炙人口的电视剧的剧本创作，在1989年加入当时的浸会学院，任教于电影电视系，但最为香港市民熟悉的是他的掌故和俗语研究。在他逝世时，香港报章纷纷称他为“香港掌故专家”。吴昊曾以随笔形式，写作多部俗语研究著作，参考本文的附录可知，吴氏这方面的两种著作，即《港式广府话研究》和《怀旧香港话》，明显得力于“图解”的帮助。在早期广东俗谚的选择方面，“图解”像一个储藏库为吴昊提供词条;在行文和资料方面，吴氏更深深受益于戴望舒。以《阎罗王揸摊》为例，“图解”的第一、四段和《港式广府话研究II》的第四、五段可说完全相同;《老鼠跌落天平》的第二段两者也相同，吴昊只加了一句过关于“过街老鼠”的按语。从《大花面抹眼泪》、《亚聋送殯》和《神枱猫屎》三条可知，吴昊在解释歇后语时大致取用戴望舒的意思，删改通常只为了使行文较为紧凑简练，用字和标点符号更符合今日的方式。《水鬼升城隍》一篇值得详细观察，本文如上述例子一样，文字有不少重覆之处，可见戴望舒对俗语的传说、解释都被吴昊採用，但更重要的是，吴氏把戴望舒知道而没能写出来的资料罗列出来了。“图解”限于《周报》的定位，没能引经据典，详细考证城隍的来源，只概括地说明它的名字和在民间十分兴旺的情形。戴望舒提到城隍乃“八蜡”祭典中的“水庸”;吴昊在后半面文章引用《礼记•郊特牲》、《北齐书•慕容俨传》和《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说明了“八蜡”和“水庸”问题，而在文末，“大神”、“小鬼唔见得大神”等语，仍然来自“图解”。吴昊这篇文章非常完整，今日并读两篇《水鬼升城隍》，吴氏的版本未尝没有优于戴望舒之处，主要是因为戴氏必须兼顾《周报》读者的趣味。当然，他的版本得益于戴望舒的实在不少。笔者引录两个文本的相似之处，主要想指出“图解”对香港长远而细致的贡献。“图解”对吴昊的《港式广府话研究II》等著作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行文、资料到传说、解释，都为吴昊提供极大帮助。作为外省人的戴望舒，在敌人的铁蹄下为广东俗语耗费心力，即使诗人有学者的眼光，愿意努力实现这份工作的意义，匠心和才能始终有无法舒展之处，而透过吴昊的俗语研究，他这方面的研究方法和文字得到香港人点滴的继承。刘绍铭认为超过八十篇的“图解”，应有“老香港”做戴望舒的“解人”才能写成。这位“解人”自然以郑家镇最为重要，但第二任妻子杨静也不能忽略。杨静早丧的父亲是宁波人，母亲是广东人。卢玮銮教授指出“达士”的笔名是由杨静确认的，“图解”的写作在两人婚后一年开始，虽然这段婚姻后来并不幸福，但也不排除在新婚时期杨静曾担当戴望舒写作“图解”的帮手。不过，在后期“图解”中，的确有些歇后语解释和正确的意思有缝隙，箇中原因是多方面的，追溯歇后语的来源本来极为困难，加上《周报》的风格必须易懂，无法用上考据的方法和资料时，戴望舒只能以想像的方式为歇后语编故事，或者谈谈相关的生活经验，以趣味性吸引读者，无法准确说出歇后语谜面和谜底之间关键的联繫。《陆云亭睇相》和《两公婆见鬼》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前者的“陆云亭”是“陆荣廷”的口误，现时坊间有时仍称为“陆云亭”。 《广州话俗语词典》这样扼要地解释：“相传民国初年陆荣廷在广州任两广巡阅使。有一天他便装上街，找到一位颇有名气的相师看相。那位相师认出他是陆某，便把他羞辱一番。后来人们便用这个歇后语来取笑那些自取其辱的愚蠢行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