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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场合，都有人询问我的研究与华南研究之间有何异同。山西大学研究近代华北社会史的专家行龙教授也曾在私下里问过我，为什么我与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那些社会经济史学者相距如此遥远，却有着极其紧密的学术联系。 在大多数情况下，“华南学派”是学术界的朋友们对研究明清史、特别是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的一批学者及其学术主张的一种称呼。我从未听到过这个学术群体的核心成员自称“华南学派”，也很少听到对他们的研究非常熟悉的国外学者在学术场合这样讲。他们自己曾用“华南研究”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研究，当然，在不同的时期，也经常用“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等概念来指称同样的研究，因为“华南”只是其学术主张的早期试验场。 我之所以在此仍使用这个概念（尽管打了引号），一是因为年轻朋友以此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并有相关文章公开发表，我与“华南学派”的关系在这些学术史研究中有着不同的表述；二是因为在本文中，我回顾的主要是与这一群体中人的关系，而把与其学术主张的关系置于次要地位，所以不好用“我与华南研究”这个题目。 说到我与“华南学派”的关系，不得不涉及“华南学派”的定义与形成时间。在我看来，无论是顾颉刚、钟敬文、杨成志、容肇祖等人在中山大学办《民俗周刊》那个年代（20世纪20-30年代），还是后来傅衣凌在福建、梁方仲在广东进行研究那个年代（20世纪30-80年代），都是“华南学派”的史前史，因为在那个时期，无论他们各自的研究兴趣和特点是什么，前者主要打的是民俗学的旗号，后者则主要贴的是社会经济史的标签；其背后也没有对社会科学史学方法进行反思的背景，当然，更没有形成今天这样的规模。 所以，我认为“华南学派”的形成应该在20世纪90年代初，因为1991年，华南研究会成立，其基础是科大卫与中山大学刘志伟、陈春声、罗一星、戴和等合作，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田野调查的“珠江三角洲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历史调查计划”。同年，时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陈其南主持的“华南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研究计划”（简称“华南计划”）启动，这个计划的目标在于“结合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和历史学的地方文献分析，针对华南几个代表性的地区社会，分别从事几个主要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入考察，尝试透过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提出一些属于本土性的观点。”此时，“华南学派”的基本理念开始成形，日后的中坚人物开始密切合作。到1995年，科大卫在牛津大学召开“闽粤地区国家与地方社会比较研究讨论会”，可以视为“华南学派”的正式形成，这个群体的学者开始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了“文化自觉”。 我与“华南学派”的关系首先是从个人往来开始的，与学术主张无关。1987年，我首先认识了厦门大学的陈支平。那年教育部开始设立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每个项目经费七八千元。部里非常重视，专门把申请人召到北大勺园住下，当面答辩。记得一起参加答辩的还有周积明、张其凡、汤开建等（但愿我没记错），而答辩专家有田余庆、李洵、朱雷、瞿林东等前辈学者。支平当时报的题目就是近500年来福建的宗族那个题目，后来成书后由上海三联出版。支平是很容易交朋友的，后来就慢慢有了较多的联系。1995年在北京召开中国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就是在张自忠路的中纪委招待所（现在叫和敬公主府）支平的房间里，我和陈春声互对身份证，发现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当然，那时我们只是作为年轻的特邀代表，作主报告的是刘大年、齐世荣先生，葛剑雄可能都算当时年轻的理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