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重要的是，从明后期始，国家就在那里，不慌不忙，延续着明代以来的国策，没想到这个太平天国竟然如此影响帝国的筋骨，一个多少地方性的问题终于演成一个全国性的大事件，这当然就不是单一的区域史因素所能解释的了（取自2006年10月6日博客，文字略有改动）。 我甚至在2012年抓了刘志伟的“壮丁”，请他带我去跑他当年做田野的珠江三角洲村落，比如著名的沙湾，不止从文章中了解，也亲身体验他所描述的沙田区和民田区的土地利用模式、市场中心、聚落形态、祠堂和庙宇。我认为，如果不是这样，仅仅靠读文章，是不能准确理解他的结论，乃至研究理念和方法的。 说实在的，如果没有这20多年与“华南学派”的密切往来，固然不能说我只能闭门造车，或者只是在山西兜圈子，但肯定不会对香港、台湾、珠三角、潮汕、莆田、黔东南、西江流域、温州，甚至江南地区有那么多了解，更不用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了。这些经历使我坚信我们的尝试是有益的：不止是在故纸堆中理解历史，而且是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理解历史；不是在一个画地为牢的时间（如王朝）和空间（如民族国家）中理解历史，而是在能够说明其意义的时空范围内理解历史，并寻找其与其它时空范围的联系；不是专注于颠覆（比如在国家-社会、中心-边缘等问题上的争论），而是专注于常态。 当我回答我与“华南学派”的关系这类问题时，我的表述是，我与“华南学派”共享某种学术理念和方法论平台。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对某些历史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也不妨碍我们之间具有各自侧重的研究风格和叙事方式。在这20多年里，我也亲眼目睹了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变化，直率的批评和用心的善意使我们逐渐接受了原来可能不太认可的东西。但是，界定目前的历史学界究竟谁属于这个“学派”比较困难，我们这些人也从没有考虑过发表一个类似顾颉刚《民俗周刊发刊词》那样的“共同宣言”，我更珍惜的是我和几位老朋友之间几十年的友谊，这比是否属于同一个“学派”更重要： 科大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一个很难被骗到的人，但别人不小心会被他“骗”到。他会因听到弱智的言论却不便反驳而憋得满面通红，嘴唇哆嗦，但也会经常露出狡黠的笑容。 陈春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个很难受别人意见左右的人，做事绝不拖泥带水，讲话总是有个性的。一般以为他较欠生活情趣，但听过他在悠闲漫步中哼唱小调的人，会略略窥见他隐藏的内心。 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个可以用《纪念白求恩》里的话来表扬的人，热爱生活，有一点小资情调，这可以从他喜欢美食和点菜看出。虽然他的父母都不是广东人，但他却像是个浸染了300年广州文化的广州人。 郑振满，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个在生活上不拘小节的人，他手里总是拿着茶杯，说明了他的某种严谨。他是个很好的教师，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学生总是能诲人不倦，而且是因为大家公认他讲话的录音整理比他的文章漂亮。 对其他或年长、或年轻的圈子里的朋友，恕我不在此一一点评。而我本人则泛善可陈，想到的只是我一贯的简单、粗暴、妄言对朋友和学生们的得罪，许多年来，一直心存愧疚。 2015年8月于北京 （因技术问题，注释与图片省略。） 作者：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本文刊发于《文化学刊》，2015年10月，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